02 國際貿易的五個模型(技術進步對國際貿易有什么影響？)

4年，美國學者克魯格曼指出，在寡頭壟斷市場和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可以發揮促進出口的作用。在自由貿易者看來，這無異于異端邪說。然而，不管它多么離奇怪誕，在理論邏輯上卻是講得通的。誠然，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條件下，對一種產品無論怎樣保護也永遠不會使其成為出口商品。但是，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條件下，一個在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上從事生產的企業卻能夠通過擴大生產獲得靜態的規模經濟效益，不斷降低自己的邊際生產成本；能夠通過大量銷售積累經驗使成本沿著學習曲線不斷下降，利潤足以覆蓋和補償研究與開發的成本；能夠通過歧視性價格的做法，在國內市場上索取高價，在國外市場實行傾銷，使自己低成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國外市場。克魯格曼關于“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使得人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發生作用的機理、條件及其后果看得更清。

克魯格曼的模型有兩個基本假定：其一，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分隔。各國寡頭廠商的行為可以主宰價格的浮沉，且能在不同的市場上索要不同的價格，它們通過相互傾銷向對方市場滲透，并在第三國市場上展開競爭。其二，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隨產出的增加而下降，邊際成本曲線向下傾斜。在上述假定下，一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關稅或配額）全部或局部封閉本國市場，賦予本國企業在特定市場上的特權地位，受到保護的企業的銷售會增加，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擴大而遞減，而外國企業的銷售會減少，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縮小而遞增，質言之，該國的進口保護措施為本國企業提供了超過其國外競爭者的規模經濟優勢，這種規模經營優勢將轉化為更低的邊際成本和更高的市場份額。其結果，貿易障礙的設立進一步增強了本國廠商在對方國家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外國廠商在本國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是由于產量—邊際成本—產量之間存在著交互饋贈、相互強化的作用機制，政府通過保護某一個市場可以為本國企業帶來滾動增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并會波及其余未受保護的市場，該國將能在所有市場上擴大本國的銷售量和減少外國的銷售量。

在動態規模經濟條件下，進口保護也能達到促進出口之目的。當某產業處于研究開發牽引增長或邊干邊學的動態發展過程時，規模經濟表現為生產的邊際成本隨研究開發支出的增加或生產銷售經驗的積累而趨于下降。因此，為本國廠商保護或保留國內市場將有助于實現本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降低和外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增加，而本國廠商一旦在邊際生產成本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便可達到出口促銷的目的。日本發展半導體工業時的所作所為堪稱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克魯格曼曾對16K計算機存儲器市場競爭做過一個模擬分析，他認為，日本在本國這項工業起飛時采取了種種不公開的保護措施，這一保護主義行動相當于26%的不公開關稅，正是靠這一點才使當時日本三家半導體企業得以生存，否則，沒有任何一家廠商能夠在美國廠商強大有力的競爭下幸存下來。通過為本國企業保留國內市場，日本發展了本不可能獨立生存的半導體制造業。在不斷進行研究開發活動和積累生產銷售經驗的基礎上，日本終于脫穎而出，現已躍居半導體的主要出口國。日本廠商在擴大出口的過程中，逐漸地蠶食美國廠商在本土和第三國市場上的壟斷租金或經濟利潤。

五、對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支持：外部經濟模型

西方學者認為，在技術、知識密集程度最高、與國家利益和聲望關系最大的高新技術產業中，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最有用武之地的，政府的人為干預政策也是最值得的。而這一切都與高技術產業特有的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應密不可分。

所謂外部經濟效應（Externalities，亦稱外差效應），是指一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產生的有利影響，即該項經濟活動產生的收益不僅限于自身，還惠及其他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從而產生額外的收益，而該單位并未根據這種影響從其他單位獲得相應的報酬。新興的高技術產業就往往具有這種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果，它們一旦成長為戰略性支柱工業，其創造的知識、技術和創新產品將對全社會的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些高技術先行企業在創建新興產業的過程中，通常要花費研究開發的巨額支出，承擔投資失敗的巨大風險，而它們的一部分知識貢獻及其產生的利潤卻無償地外溢到別的廠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相偏離，這意味著價格機制受到嚴重扭曲，甚至造成市場失靈。如果這些企業得不到政府某種形式的補償或扶持，它們就會喪失投資于高技術產業的原動力和積極性，而這將有損于整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前景和未來戰略地位。

在高技術產業（如計算機、電子和航空工業）中，許多公司的中心職能便是以多種方式生產知識，它們將大量資源用于提高技術水平，或直接地在研究開發活動上支出，或愿意承擔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最初的損失以獲得經驗。盡管別的產業也有諸如此類的活動，但高技術部門在知識方面的投資是其經營活動中壓倒一切的核心部分。高技術部門一方面能夠從知識投資中獲得部分利益（否則它們不會投資），但另一方面又無力捕獲全部利益，一部分利益將通過摹仿、盜用創新者的知識、技術而落入其他廠商之手。由于專利法對創新者提供的保護十分微弱，所以，自由放任環境中的高技術企業對創新缺乏應有的沖動和力度。針對上述情況，產業政策和貿易干預的要旨就在于將那些頗具潛在競爭優勢且有深遠外部影響的高技術產業列為目標產業，進行適當的扶持和保護，以便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在宏觀范圍內追尋和謀求可觀的外部經濟利益。

西方學者認為，即使對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高技術產業進行必要的保護，政府在具體制定和實施補貼政策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對下述問題予以特別的注意：第一，政府的補貼政策必須確保落實到真正的高技術企業及其研究與開發活動本身。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可以申請將研究開發費用作為一種現時支出，在公司利潤稅中加以扣除，各國政府都在競相補貼研究與開發活動，大力鼓勵發展高技術部門。但這里仍有一個補貼能否落到實處的問題。這是因為，盡管創造新知識的高技術產業可能產生額外的社會效益，然而，即便在一個高技術產業中總有相當一部分廠商并未參與知識的創造，因此，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只應對實際從事知識創造的高技術企業施以補貼，而對高技術產業中資本要素或非技術工人的一般運用沒有理由給予補貼，此其一；創新技術在絕大多數非高技術產業中外溢、傳播的范圍是有限的。只有在確實發生市場失靈的經濟活動中才應運用貿易干預與產業政策，以便補貼那些不能從知識創造中獲益的廠商。若對一組正在孕育新知識的產業普遍給予補貼，則無異于撒胡椒面，真正需要幫助的企業并不能得到有力的扶持，此其二；在實踐中，很難確切判斷一家廠商是否正在從事研究開發和知識創造。若對研究開發（R&D）界定不嚴則可能導致濫用補貼，例如，為了多要補貼，公司有可能將與知識開發無關的費用塞到科技開發部門的預算中。若界定過嚴又可能引起補貼不到位。大型官辦研究機構一般不難申請到資金配置，小型民辦研究單位則較難通過項目論證獲取補貼，而后者卻多有新思想、新知識之發軔，實為最需扶助之處，此其三。

第二，政府給予多少補貼合適應視目標性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外溢效應的重要程度而定。實際上，這是一個如何確定最優補貼率的問題。但西方學者認為，由于外部經濟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外部經濟效益并無市場價格可以明碼標價，如果人們很難準確地對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估值，那么，最優補貼率也就無從談起了。進一步說，即便高技術產業業已顯現出強大的外部經濟效應，但這種外溢效應并不僅局限于國內，它必然會隨著資本與技術要素的國際流動而蔓延到其它國家，換言之，一國知識創造帶來的利潤可能會有相當部分被別國廠商無償地截獲，該國政府是否還積極支持這類產業自當三思而行了。例如，比利時廠商開發出一種新的煉鋼技術，但大多數摹仿這種新技術的廠商可能是別的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的廠商，而不是比利時的廠商。一個世界政府或許樂于補貼這類技術創新，因為它是值得的，但比利時政府決不會這樣做。

在我們看來，盡管上述有關高技術產業的外部經濟模型（亦即“技術外溢論”）算不上言之鑿鑿，但它與傳統的“幼稚產業論”一樣，仍是主張積極的產業政策和貿易干預的人比較明智和堂皇的一大理由。就一定范圍而言，這種對外部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引起的競爭，的確是造成當代國際貿易摩擦和沖突的原因之一，它對現存國際貿易的競爭規則形成了嚴重的挑戰。因此，這種所謂的“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義”也就有資格納入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成為其中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還必須指出，在當前世界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各國政府正競相通過補貼、增加研究開發經費和組織實施大型科研計劃等手段，大力扶持高科技產業的成長，增強本國戰略性工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以謀取規模經濟、外部經濟之類的額外收益，這一切正是外部經濟模型賴以建立的一個現實而又深刻的背景。

技術進步對國際貿易有什么影響？

（一） 技術差距模型

技術差距模型由波斯納（Posner）于1961年在《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一文中提出。波斯納認為技術差距是國家間開展貿易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的技術優勢使其在獲得出口市場方面占有優勢，當一國創新某種產品成功后，在國外掌握該項技術之前產生了技術領先差距，因此可出口技術領先產品。但因新技術會隨著專利權轉讓、技術合作、對外投資、國際貿易等途徑流傳到國外，當一國創新的技術為外國模仿時，外國即可自行生產而減少進口，創新國漸漸失去該產品的出口市場，因技術差距產生的國際貿易逐漸壓縮。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最終將被技術模仿國掌握，使技術差距消失。貿易即持續到技術模仿國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對該產品的全部需求的時候。由于技術差距產生的貿易格局是：技術創新的發達國家出口創新產品，進口傳統產品；落后國家進口創新產品，出口傳統產品。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1966 年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6�1弗農（Raymand Vernon，1966)在《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一文中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而后威爾士（Wells）又進行了擴展，具體而深刻地論證了“技術決定國際貿易格局”的觀點。弗農把國家依次分成創新國（一般為最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 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即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產品階段。在新產品階段，創新國利用其擁有的壟斷技術優勢，開發新產品，由于產品尚未完全成型，技術上未加完善，加之競爭者少，國內市場就能滿足其攝取高額利潤的要求等，產品極少出口到其他國家，絕大部分產品都在國內銷售。而在成熟產品階段，由于創新國技術壟斷和市場壟斷地位的打破，競爭者增加，市場競爭激烈，替代產品增多，產品的附加值不斷降低，企業越來越重視產品成本的下降，擁有較低的成本的企業開始處于越來越有利的地位，且創新國和次發達國家市場開始出現飽和，為降低成本，抑制國內外競爭者，企業紛紛到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在標準化產品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生產規模及產品本身已經完全成熟，這時對生產者技能要求不高，原來新產品企業的壟斷技術優勢已經消失，成本、價格因素已經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這時發展中國家已經具備明顯的成本因素優勢，創新國和次發達國家為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大量地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再將產品遠銷至創新國和第三國市場。新產品的主要進出口國家及貿易格局變化如表1所示。

（三）南北貿易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史格斯羅姆、安南特和迪諾波羅于1990年共同發表了《一個熊彼特的產品生命模式》一文，他們將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思想與熊彼特創新性破壞的產品創新觀加以結合，提出了一個南北貿易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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