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國際貿易產生的條件是剩余產品和獨立國家的出現(2. 國際貿易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即（ ）。)

有所放慢，同時歐元區9月消費物價同比上漲達到2.6%，是2002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給本不景氣的歐元區經濟增加了加息壓力，使歐洲央行處于兩難的境地。12月1日，歐洲中央銀行將歐元區的主導利率提高0.25個百分點。但并不意味著歐元升息周期的開始。

近期，韓國、智利、加拿大和泰國等國采取了加息步驟。當前全球通脹壓力上升，經濟增長周期不同，將會進一步擴大各國利差，給匯率和國際資本市場帶來新的變數。

二、全球貿易失衡加大，保護主義蔓延

這一趨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赤字迅速擴大。美國自1992年開始再次出現貿易逆差以來，逆差從1992年的501億美元大幅增長至2004年的6681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也從0.8%上漲到了5.7%。二是發達國家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使雙方的貿易結構失衡，發達國家抱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侵占了其國內市場，造成了失業上升。

作為貿易保護主義者，布什將美國國內經濟問題直接與對外貿易掛鉤。布什政府將持續的高失業問題歸咎于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增長，接連不斷地以傾銷名義對其他國家強行設置貿易壁壘，保護國內鋼鐵、紡織等行業，在農業方面采用慣用的貿易補貼手段保護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在采取實際上的弱勢美元的同時，不斷要求中國等亞洲發展中國家貨幣升值，以解決貿易逆差問題。

然而，貿易逆差的根源首先還在于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問題。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長期居高不下已成為威脅美國和世界經濟的一大風險，當前全球貿易發展失衡加大的局面不可能長期保持下去。如果外部資金不再支持美國日益擴大的過度支出，美元不僅將可能遭受大幅貶值，美國經濟也會面對消費、投資萎縮的雙重打擊，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三、發達國家財政赤字依然龐大

由于采取減稅和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近幾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面對財政赤字升高的問題。2004 財政年度美國的財政赤字創下了 4130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歐盟國家的財政狀況同樣也不樂觀，其中5個主要國家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超過歐盟規定的3%上限，法國和德國的財政赤字比例已連續 3 年突破這一標準。《穩定與增長公約》的修改使得歐盟國家財政赤字增加的空間加大，但是不利于各國協調經濟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日本的財政赤字問題更是由來已久，預計2005年日本財政赤字占GDP比例仍將達到6.5%。

持續的財政赤字將會增加消費者的未來負擔、減少儲蓄、提高長期利率上升預期，并可能削弱社會投資動力，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四、通貨膨脹壓力顯現

2005年以來，CPI的上升比此前的預計更高，因此IMF的秋季預測中，分別將2005年和2006年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調為2.2%和2.0%，比春季預測提高0.2和0.1個百分點，其中美國CPI分別上調為3.1%和2.8%，比春季預測各提高0.4個百分點，歐元區CPI分別為2.1%和1.8%， 也比春季預測提高0.2和0.1個百分點。 2005年和2006年，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CPI將分別上升5.9%和5.7%，比春季預測分別上調0.4和1.1個百分點。

通脹壓力加大的另一個證明是原材料價格和生產成本上升較大。以美國生產者價格(PPI)的變化為例，從2004年4月以來，持續明顯高于CPI的上升水平，2005年9月份的同比PPI達到6.7%，比同期CPI高2個百分點。造成生產領域價格持續高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油價居高不下和原材料等非能源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由于市場競爭，特別是國際競爭激烈，生產企業所受到的價格壓力沒有明顯向下傳導，使通貨膨脹受到了遏制。但是如果能源等價格持續保持在高位，價格提高的壓力將會超出企業的承受能力，通貨膨脹將會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

目前通貨膨脹依然較低和對世界經濟影響不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各國從中國等國家進口了大量價格便宜的商品，抵消了油價上升輸入的通脹壓力。同時，更加靈活和一體化的國際金融體系推遲了高油價帶來的影響，世界制造業的轉移和直接投資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大量流入支持了它們的出口產業快速發展，石油出口國和中國等貿易順差國對美國等的資金回流又支持這些國家的需求增長。因此，以往經濟增長加快產生的支出和消費信貸的快速增長使中央銀行提高利率以壓制通貨膨脹的影響被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貨物的因素抵消或延遲了。現在還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會出現全球性通脹。

因此，在當前世界經濟平穩增長的背后，是世界經濟結構需要進行深入和全方位的調整，從而有利于世界經濟、貿易長期均衡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將相應地影響就業結構和數量的變化，對消費和經濟增長形成不利影響。然而從長期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將為經濟增長、福利水平和居民消費提高提供持久的動力和保證。發達國家仍將是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

2.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古典、新古典、新貿易理論以及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四大階段。 古典和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以完全競爭市場等假設為前提，強調貿易的互利性，主要解釋了產業間貿易。 二戰后，以全球貿易的新態勢為契機，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從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技術進步等角度解釋了新的貿易現象。 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則以專業化分工來解釋貿易，力圖將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統一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之內。

[編輯本段]古典國際貿易理論

古典的國際貿易理論產生于18世紀中葉，是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古典貿易理論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結構和利益分配。

重商主義

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出現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國際貿易觀點，也稱貿易差額論（晚期重商主義），其核心是追求貿易順差，代表人物有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 重商主義認為，財富的唯一形式即金銀，金銀的多少是衡量一國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而獲得金銀的主要渠道就是國際貿易。通過獎出限入求得順差，使金銀流入，國家就會富裕。

重農學派

17世紀下半期，在法國出現了反對重商主義，主張經濟自由和重視農業的思想，形成了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school），其創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Quesnay)。 重農學派的核心思想是主張自由經濟，包括自由貿易，他們認為“自然秩序”（包括自由貿易）是保證市場均衡和物價穩定的重要機制。

絕對優勢理論

18世紀末，重商主義的貿易觀點受到古典經濟學派的挑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生產分工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貿易的絕對優勢理論。 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中，斯密指出國際貿易的基礎，在于各國商品之間存在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而這種差異來源于自然稟賦和后天的生產條件。 亞當·斯密認為在國際分工中，每個國家應該專門生產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用其中一部分交換其具有絕對劣勢的產品，這樣就會使各國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更好地促進分工和交換，使每個國家都獲得最大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

鑒于絕對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理論。 李嘉圖認為國際貿易分工的基礎不限于絕對成本差異，即使一國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中勞動生產率都處于全面優勢或全面劣勢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有所不同，該國就可以通過生產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小的產品參加國際貿易，從而獲得比較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遵循“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原則，認為國家間技術水平的相對差異產生了比較成本的差異，構成國際貿易的原因，并決定著國際貿易的模式。

保護貿易理論

1841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提出基于國家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理論，指出保護制度要與國家工業的發展程度相適應，又稱幼稚產業保護論。 與重商主義不同的是，他從保護生產力的高度把貿易和國家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形成以國家主義為基調的貿易保護理論，在實施貿易保護政策方面也更加客觀實際。

相互需求理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只論證了建立在各國專業化生產前提下的互利貿易基礎和利益所在，沒有說明總的貿易利益如何在貿易雙方進行分配。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從相互需求角度出發，確定了國際間商品交換的價格問題，以解釋兩國間貿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 相互需求理論實質上是指由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值的理論，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完善和補充。 該理論用兩國商品交換比例的上下限解釋雙方獲利的范圍； 用貿易條件說明在利益的分配中雙方各占的比例； 用相互需求強度來解釋貿易條件的變動。

[編輯本段]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古典經濟學逐漸形成，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對國際貿易進行分析的新古典貿易理論也隨之產生。

要素稟賦理論

1919年，瑞典經濟學家埃利·赫克歇爾(Eil F Heckscher)提出了要素稟賦論的基本觀點，指出產生比較優勢差異必備的兩個條件。 1930年代，這一論點被他的學生伯爾蒂爾·俄林(Beltil G Ohlin)所充實論證，其代表作《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進一步發展了生產要素稟賦理論，因而這一理論又稱為H-O理論。 與古典貿易模型的單要素投入不同，H-O模型以比較優勢為貿易基礎并有所發展，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生產要素框架下分析產品的生產成本，用總體均衡的方法探討國際貿易與要素變動的相互影響。 其核心內容為：在兩國技術水平相等的前提下，產生比較成本的差異有兩個原因：一是兩國間的要素充裕度不同；二是商品生產的要素密集度不同。 各國應該集中生產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國充裕要素的產品，以換取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這樣的貿易模式使參與國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20世紀40年代，保羅·薩繆爾森(Palua A Samuelson)用數學方式演繹了H-O模型，指出國際貿易對各國收入差距的影響，將必然使不同國家間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均等化，這也稱為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或H-O-S定理（赫克謝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 這一定理潛在地認為，在沒有要素跨國流動的條件下，僅通過商品的自由貿易也能實現世界范圍內生產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和這一理論相關的還有另外兩個基本定理。 國際貿易對本國生產要素收益的長期影響，由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歸納為：出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國充裕要素）的報酬提高；進口產品生產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本國稀缺要素）的報酬降低；不論這些要素在哪個行業中使用。 羅勃津斯基定理認為，在兩種商品世界中，如果相對價格固定不變，一種生產要素增長會減少另一種商品產量。表明要素稟賦的變化決定著資源配置的變化。 這些定理均對H-O理論進行了重要拓展。

里昂惕夫悖論

按照H-O理論，美國是一個資本豐裕而勞動力相對稀缺的國家，其對外貿易結構應該是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 20世紀50年代初，美籍蘇聯經濟學家里昂惕夫(Leontief)根據H-O理論，用美國1947年200個行業的統計數據對其進出口貿易結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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