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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懷鄉試落第。盛康家居守制，一意為惇宗睦族之事，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盛宣懷也都參與規劃。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鴻章幕，協助李鴻章辦洋務。受到李的賞識，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級。

1875年李又委盛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從此盛又開始辦理礦業。

清光緒二年(1876年)，盛宣懷在湖北廣濟盤塘設立"開采湖北煤鐵總局"，雇英國礦師郭師敦查勘湖北煤鐵礦藏。

清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郭師敦等勘得大冶鐵礦。十一月盛宣懷赴黃石港會同大冶知縣林佐等對鐵山土地產權，進行詳勘。又自民間購得部分鐵山土地產權，準備在黃石港東吳王廟旁(今沈家營)設煉鐵廠，后因經費難籌，李鴻章未批準。

清光緒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間兵備道。

清光緒十年(1884年)，赴粵辦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關道。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臺兼東海關監督。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煙臺獨資經營客貨海運，航運范圍不僅擴大到山東整個沿海，而且還開辟了煙臺至旅順的航線。

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8月)，張之洞決定將原準備在廣東興建的煉鐵廠遷至湖北。適逢盛宣懷以事謁張，言及煉鋼之事，張提到尚無鐵礦，盛當即表示愿將原在大冶購得之鐵山礦交給張開辦。年底，盛又和張面談開辦鐵礦事宜，并提出四條有益建議，為張出謀劃策。張之洞遂興建漢陽鋼鐵廠，開辦大冶鐵礦。大冶鐵礦于是成為中國 歷史 上第一座用機器開采的大型礦山。

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春)，在煙臺設立膠東第一廣仁堂慈善機構。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直隸津海關道兼直隸津海關監督。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奏設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于天津。馬關條約簽訂后盛宣懷一再請求自己的免職，一再不準。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并被授予"專折奏事特權"，接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奏設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銜。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還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先后與比利時、英國、美國簽訂鐵路借款合同草約。12月，被補授大理寺少卿銜。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因保護東南地方有功，被賞加太子少保銜。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設了中國紅十字會。同年他將他手下的鐵路大權讓給唐紹儀，這是以唐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權力巨大的交通系的開始。7月，奉諭: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懷奉召進京，次年任命為郵傳部右侍郎。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因漢陽鐵廠受制于日本，仍不能獲利，需擴大生產規模。盛宣懷遂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并，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改"官督商辦"為完全商辦公司，被薦舉為公司總經理。在冶、萍兩礦設總辦，與漢陽鐵廠鼎峙而三，廣招商股，以解決擴大生產的資金。

清宣統元年(1909年)，盛宣懷鑒于"商業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在南洋公學增設航政科，辦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獨立成為吳淞商船學院，是為今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前身。

清宣統三年(1911年)，袁世凱被免職后，盛宣懷受到重用，升任 郵傳部大臣 ，他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鎮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后，盛宣懷請袁世凱出山，同時他遭到了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盛宣懷被革職移居大連，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戶。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宣懷在日本看到民國政府需款作軍費，便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辦法取得日本借款，與民國政府搭上關系，想以此來挽救自己的不利處境。于是與日本壟斷財力秘密策劃，民國政府分別在神戶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財團簽訂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2月12日，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300萬日元借款，把這筆錢的一部分轉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轉給南京政府約250萬日元。消息傳出，舉國嘩然。盛宣懷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同意廢約，并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職務。折疊受邀回國

1912年11月30日，中華民國建立后，盛宣懷受孫中山邀從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

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5月)，盛宣懷又出任漢冶萍公司董事長，重新掌握漢冶萍公司大權，根據宣統元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著手興建大冶鐵廠，擴大公司生產規模。為解決基建資金，于同年12月2日，與日本制鐵所、橫濱正金銀行簽訂5個合同。以漢冶萍公司全部財產作抵押，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于興建大冶鐵廠，600萬日元償還日本舊債，訂明用頭等礦產1500萬噸，生鐵800萬噸供給日本，作為償還之用，40年為期。并聘請日本人擔任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些合同使日本制鐵所將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權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漢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沒落。

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他遺囑將其家產的一半，捐贈為慈善基金。莊夫人為他辦了極其盛大的葬禮，轟動上海，耗資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吳江路)一直排到外灘，為此租界當局進行了交通管制。

德國在山東獲得哪些特權？

1.膠澳租界：“大清國大皇帝已允將膠澳之口，南北兩面，租與德國，先以九十九年為限”。“德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因膠澳內海面均歸德國管轄，德國國家無論何時，可以妥定章程，約束他國往來各船；此章程，即中國之船，亦應一體照辦”。這樣，實際上就把這塊地區，相當于今天的青島市，變成了所謂的外國飛地（Foreign Enclave）而成為德國的殖民地。

在“離膠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內，系中國里，準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德國在這里辦什么事”，中國不得攔阻；“而中國要在這里”派駐兵營，籌辦兵法，則須“先與德國會商辦理”。因此，這樣一個所謂“中立地帶”（Nentral zone）的圓周地區實際上成了德國殖民者的保護區。

2.鐵路礦務等事：“中國國家允準德國在山東蓋造鐵路二道”：一道由濰縣、青州到濟南；一道由沂州、萊蕪到濟南。在“所開各道鐵路附近之處相距三十里內，……允準德商開挖煤斤等項及須辦工程各事”，攫取在山東的鐵路、礦山讓與權。

3.山東全省辦事之法：“在山東省內如有開辦各項事務，商定向外國招集幫助為理，或用外國人，或用外國資本，或用外國料物，中國應許先問德國商人等愿否承辦工程，售賣料物”。這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德國金融資本在山東全省享有特權，從而把它變成了德國的勢力范圍。

德國帝國主義者這個首先搶奪沿海港口、攫取各項讓與權、劃分勢力范圍的模式立即為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所效法，開始了中國人民面臨的第二次瓜分危機，形勢非常嚴重。

德國首先于1897年11月借口兩名德國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隊在膠州灣登陸，驅逐當地中國駐軍，加以強占。清政府要求德軍撤走，遭到拒絕。1898年3月,德國強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將膠州灣及灣內各島總面積五百五十余平方公里土地租與德國,為期九十九年,限期內歸德國管理,德有權制定章程,管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進出口船只。由此開創了以“租借”名義強占中國海港的先例。條約還規定膠州灣潮平一百里內劃為“中立區”, 德軍有權自由通過，清政府在此地駐兵, 需先與德國商議，致使此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區實為兩國共管。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脅清廷并聲稱膠州灣“此時不過暫行租用”，“仍顧兩國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還稱：“現奉本國嚴論諭：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膠、墨之兵，且應盡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國賠費，否則，盡德兵力，索賠數百萬；三、此事未定，中國不能借用洋款，各銀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在海靖的威逼利誘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國的要求，將原本已經調任四川總督的前山東巡撫李秉衡開缺并連降兩級，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員；兗沂道錫良調任，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職留任，巨野、單縣、成武等五個縣的知縣全部被撤職。同時，清廷答應賠償教會的全部損失并在濟寧、曹州及巨野張莊三處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澤、鄆城、單縣、成武、曹縣和魚臺各建一處傳教士住所，費用全部由清廷承擔。

對德國來說，教會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膠州灣。1898年3月6日，《中德膠澳租借條約》正式簽訂，其主要內容包括德國租借膠州灣99年，租借期間，租界均歸德國管轄，中國無權治理；德國獲得膠濟鐵路的鋪設權丙炔獲得鐵道沿線30里內的礦產開發權；山東省內如開辦各項事務，商定向外國招集幫助辦理，或用外國人，或用外國資本，或用外國料物，均應由德國商人優先承辦。由此，山東省便成為了德國的勢力范圍。

在此過程中，清廷的表現極為軟弱，其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力量的對比。甲午戰爭的慘敗，讓清廷意識到國內軍隊與世界軍事強國之間的巨大差距，特別在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之后，中國的海防已經是門戶洞開，任何海上強國都可以任意的敲開這個昔日“天朝上國”的大門。至于那些由湘淮舊軍改編而來的防軍和練軍，他們在甲午戰爭中的拙劣表現已經證明他們決不是國防的中堅力量。清廷在甲午戰爭后也意識到非強軍無以存國，這也就是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的緣由。

但是，袁世凱編練的七千新建陸軍，這支部隊的作戰力雖然遠遠超過那些舊式軍隊（可能具備和列強軍隊一戰的實力），但畢竟兵力極為有限，而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正是列強們張牙舞爪的猖狂時期（我們的歷史書把這個時期稱為帝國主義時期，頗為恰切），清廷的反應速度未免過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許還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現有的那些軍事力量不但對付不了列強的軍隊，恐怕連農民的騷亂都難以對付。

德國迫使清廷查辦地方官員的作為，對后來民教沖突的進一步加劇起到了極為惡劣的推動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員意識到，如果他們對傳教士、教民和教會勢力保護不周的話，這極有可能會喪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傳教士所說的，自從“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對他們充滿了恐懼，因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員的教訓告訴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教會和教民的利益。

由此，在后來的民教沖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這種不恰當的官方行為往往會導致一個后果，那就是民眾在失去官方保護的情況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教會勢力，這也使得這種斗爭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無序化。當然，德國在獲得膠州灣后，他們也很快便失去了對圣言會和安治泰的興趣。

1890年，馬漢的《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出版后，“海權論”甚囂海外，海軍以“赤裸裸的武力”保護世界市場已經成為當時列強的共識，而德國借“巨野事件”占領膠州灣，就是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認的是，德國的強盜做法引發了中國隨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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