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外貿企業倒閉五十萬家(你見過哪些因為老板作死而導致倒閉的公司)

發展所使然；又是當時國際的政治、經濟格局所導致。

法幣改革的歷史正效應

法幣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它所產生的正、負歷史效應都是巨大的。因此，對于法幣改革的評價就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極為復雜的問題。

必須承認，法幣改革后，政府用不兌現的紙幣代替銀幣，為政府濫發紙幣、實行通貨膨脹提供了方便條件。從抗日戰爭爆發至1948年8月21日實行金圓券止，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額高達664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長了47．4萬倍。之后，發行的金圓券比法幣敗亡得更快更慘，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個月中，就膨脹了“六十五萬倍”。在長達十余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民黨政府增發鈔票1400多億倍，而物價上漲八萬五千多億倍”。通貨膨脹使全中國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奪了價值一百五十億銀元以上的財富”。

但是，隨著歷史沉淀期的延長，人們將越來越看清法幣改革所帶來的歷史正效應。

第一，以法幣統一全國的貨幣，是貨幣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中國在實行法幣以前，貨幣制度混亂至極。本位的銀元有“袁頭”和“孫頭”，它們成色各異不能通價交換；作為輔幣，各地有規格和成色不同的“銀角子”或“銀毫子”；此外，還有眾多的相差懸殊的制錢和銅元等。這些鑄幣，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兌價相差懸殊。至于流通的紙幣則至為混亂，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國或外國的銀元券居多；在內地都會，政府紙幣流通為多；在偏僻城鄉，多流行各種商店、錢莊或其他非金融組織所發行的私票。當時的中國，從貨幣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為一國，吾國實不啻久已分為十百千小國”。法幣改革實施后，前此眾多紛亂的貨幣被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的“法幣”所取代。法幣的發行一舉結束了貨幣混亂的狀況，實現了中國幣制的統一，整飭了貨幣流通秩序，對于掃除繁雜貨幣對經濟發展的障礙有巨大的歷史作用。

第二，法幣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經貿和國內生產的發展。從對外經貿方面看，在實行法幣改革以前，中國的金融行市總受到世界銀價漲落的拉打而發生不穩。法幣發行后，將全國約6．62億元白銀全部收歸國有，既不準買賣又不準流通，使法幣完全與現銀脫鉤，這就使中國的貨幣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響。如美國于1935年12月停止在倫敦購銀，一周內銀價降低了10％，但因法幣與世界銀價脫鉤，國內沒有引起過大波動。同時，改革中穩定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中國既可以用法幣購買外匯支付所欠各國的外債，避免用白銀償還外債所帶來的許多干擾和損失；而且還因為法幣與英鎊有了固定的比價，可以到世界市場去流通。這無疑將有利于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到抗戰前夕，“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外匯率的穩定”，在法幣改革后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末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口”，這種“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要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的購買力”。從國內的工農業生產來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內，法幣發行刺激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就相對于銀元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1935年11月初發行數為459308123萬元，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07202334萬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貨幣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上漲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志的內地的復興”景象。1936年，中國的農業，除川、豫、粵三省受災外，全國均獲豐收。據中國銀行估計，1936年重要各省農業收成的總價值達法幣56億元，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45％。由此可見，法幣發行之初對促進國內工農業生產發展的作用。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912—1949年為5．6％，其中1926—1936年為8．3％，1928—1936年為8．4％，后面兩個數字包括了中國東北地區在內。如果考慮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實際情況，將東北地區除外，則1926—1936年為6．4％，1931—1936年為6．7％。這組統計數字顯示出抗戰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最快時期。促成這種“最快”發展的是綜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幣改革的因素發生了作用。

日本對中國關內廣大地區的擴大侵略之所以選擇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法幣改革和法幣改革后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在法幣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暫時間內，局勢一直朝著對于中國人民和其他國家在華利益大有好處的現代化方向轉化”。日本曾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壞中國法幣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勢”的發展。首先，日本妄圖破壞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并進而迫使中國淪為日元集團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漢奸流氓，在市內繁華街道用外鈔購貨，若店鋪找付中國的鈔票時，則聲稱不能兌現而拒絕收受。如此往復，致使各家商號相率不再收用中國的銀行鈔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將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國鈔票到一家銀行要求立即兌換現銀。攪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穩，擠兌之風日甚一日。華北地區唐山市從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兩周內，即被兌出現洋793000元，且千元鈔票兌洋的貼水也從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動用日軍或收買漢奸、日本浪人組織“密輸團”，從事大規模白銀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通過陸路和海路，每日偷運白銀約15萬元出境。除華北外，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偷運白銀每日約20萬元左右。當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法幣后，日本政府和軍方要人紛紛對幣制改革表示強烈反對，公開聲稱，將不惜以任何形式來“徹底阻止”中國法幣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對中國法幣改革及法幣改革后可能出現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務省甚至叫囂，對法幣改革“將斷然排擊之，雖訴諸武力，亦必阻止其實現。”這表明，日本已預感到發行法幣的中國金融改革必將推進經濟發展，并極不愿意看到在亞洲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

第三，法幣改革成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戰爭是雙方國力和人心向背的較量，這種較量既體現在軍事上、戰場上，也必然體現于經濟上、生產上。如前所述，法幣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新幣制政策，它的成功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貿，推動了國內工農業生產，培育和增強了國力，因而法幣改革體現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長期效果”，而這種“長期效果，證明遠比它的近期效果更為巨大。”

法幣改革為南京國民政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機和條件。首先，可以穩定并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國民政府可通過在全國強制推行法幣這一手段總攬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因而也就“能夠運用普遍為人民所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因此，發行紙幣以應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戰爭的需要也就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使國民政府的實力大為增強。其次，法幣改革的成功實施，使國民政府撈取了政治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幣改革的實現，有利于此后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法幣得到廣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國家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調度現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之用。在實行法幣之初，國家以法幣收兌了民眾手中及社會各方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有效的資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種程度上起著中國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戰勝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與解放的宣言書作用。法幣實行以前，中國的“現金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上海”，實際為外國所把持，法幣發行后“免除了紙幣對于現金的兌換，而改以外幣為兌換，可以使敵人掌握中的三萬萬元的巨額準備，轉變為存在海外的外幣準備，這是有相當的國際意義的”，對中國的抗戰是大有好處的。

在這里，還應該看到，抗戰中法幣逐漸被取消“無限制買賣外幣”后，在防止日寇套匯及國內資金逃避方面的重大歷史作用。法幣雖是不能兌現的國家紙幣，但卻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機構中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爆發后的一段時期內（1937．7—1938．3），國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維持戰前的匯價（1元法幣折英鎊1先令2便士半），外匯的出售是無限制的，較戰前不同的是，這時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補助辦法。這期間，中國法幣的匯價是穩定的，沒有外匯黑市。此時，日軍“在華大部分軍費的開支，主要是靠拋出外匯和日元”。但是，“由于維持著自由購買外匯的辦法，資金的逃亡非常嚴重，當時資金逃亡的情形顯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辦法并不足以制止資金的逃亡，因此我國外匯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損失。”

從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國民政府仍極力在金融方面維持法幣外匯政策，但因為統制力量的不及，市場上出現黑市。這一期間，中國外匯統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銀行所核定的外匯數額，百分之八十是供給上海的）。但是，上海淪陷后成為孤島，上海的對外貿易國民政府無法統制，上海出口換回的外匯不能集中到中央銀行手中以增加其外匯頭寸，致使中央銀行外匯核準金額日益減少，該行“當時外匯核準額與請求額之百分比：第一星期為百分之五十，總額四十五萬鎊，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約為百分之二五，約三十五萬鎊，自六月以后，核準額更趨減少，僅達請求額的百分之五，約為五萬鎊”，外匯供給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機而起，法幣在黑市的匯價開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個月中，黑市法幣匯價由14便士半漸漸跌至8便士半。在這種金融形勢下，國民政府一方面堅持已成虛設的一元法幣兌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幣匯價，另方面則采取極力維持黑市匯價的辦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幣的黑市匯價被中英方面公開維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間1千萬英鎊匯兌平準基金公開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幣匯價仍由國民政府暗中支撐維持在4便士上下。國民政府一面堅持法幣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匯價，另方面采取公開或暗中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產生了正負效果。一方面，國民政府維持法幣黑市外匯的做法，對于提高中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確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為維持了法幣黑市外匯，給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幣套買外匯，中英聯合設立的1000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折合法幣約3億元）迅速被消耗、挖空。這種“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買去的。”

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法幣發動了大規模的貨幣戰。首先是禁止淪陷區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幣。1938年6月起，日軍宣布禁止印有中國南方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并勒令華北地區12種重要出口商品須向偽聯合準備銀行結售外匯。1942年起，華中地區禁用法幣。一些地方甚至規定對持有法幣60元以下者處徒刑或罰款、持有法幣60元以上者處死刑的嚴刑峻法；頒布所謂的《擾亂金融暫行治罪法》，對所謂的“擾亂金融行為者”及持有或“搬運非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之貨幣使之流通行為”者，處以“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萬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罰金。”其次是利用種種手段搜集華北、華中地區的大量法幣。日寇在其占領區內嚴禁法幣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羅法幣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幣），必致因私運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準許流通之時期只規定為三個月”。搜羅的大量法幣被其運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基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

1940年5月初以后，國民政府開始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并進而取消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其結果，使日本侵略者無法通過搜羅法幣去套匯，無法獲得中國的大量外匯基金，有力地打擊了其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造成其資金方面的困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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