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外貿向內涵式發展轉變(在新時期新內涵的引領下，將按照什么思路去發展)

我們從國家經濟長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的戰略高度，進一步深入探索和提出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戰略和策略，從而有效提升我國內外需求的協調能力和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一要總結開放經驗，實施對外大開放戰略。要著力研究和闡明如何從主要面向發達國家的開放轉而面向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并舉的全面開放戰略。首先是分析和闡明如何處理好我國與發達國家特別是與美國和歐盟成員國間的經貿關系，分析和闡明如何充分利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及其資源進而實現雙贏和多贏的思路，探索和說明有助于提升內外需求協調力和促進內外需求有機結合和相互推進的體制機制。其次是總結開放條件下我國區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與政策，解決好如何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和促進已經開辦的經濟特區、開發區先行先試先發展等問題，重點是解決好已設立的經濟特區、開發區如何“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按照國家發展新要求、順應人民新期待，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努力當好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排頭兵，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臺階”等問題，特別是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如何“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清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各種體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如何更加“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大膽學習借鑒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在擴大開放中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改革和發展”等問題，創造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在新時期、新階段實現新發展的新優勢，形成促進和帶動內外需求相互協調、整個國民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體制機制。

三要認真總結、分析和闡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可持續性問題。這是一個直接涉及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長期發展戰略和策略的大問題。目前，我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我國外貿出口中的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已經很大。在這種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能否繼續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產生持續的溢出效應，能否持續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已經成為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面臨的新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適應期結束以后，外資并購行為頻發、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逐漸顯現的情況下，此類問題更顯得重要而緊迫。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影響和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主要因素，論證和闡明“外資企業的示范效應(或內資企業的學習效應)”、“內外資企業的競爭效應”、內外資企業“人員流動效應”以及“產業內企業關聯效應”等問題，探討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及其可持續機理，必然會成為我國從經濟大國轉向經濟強國過程中必須抓緊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不僅需要我們首先把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區分為“積聚性溢出效應”和“效率性溢出效應”，而且需要我們把企業的行業分布特征(如高低端行業)、集中度以及企業的內部市場與外部市場等問題都納入分析框架，從而進一步闡明它們對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可持續性的影響。

三、要圍繞形成和提升國家財富管理與掌控力、駕馭國際事務領導力，探索國家財富管理的戰略與策略

傳統經濟學認為，國家不需要擁有財富，政府的財力來自于企業和國民，只要企業和國民擁有財富，政府就擁有必要的代理國家職能的財力。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先后爆發后，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凡是政府不擁有財富或財力不足的國家，其經濟發展遭到的危機沖擊也往往最嚴重，而這類國家擺脫危機、實現國民經濟恢復的過程也最艱辛。最近發生的希臘主權財富降級及其債務危機以及英國等歐洲國家面臨同樣壓力的現實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主權政府需要擁有和控制一定數量的國家財富。香港回歸祖國后從容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實現特區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關鍵的一條就是特區政府擁有一定的財富和財富支配力。同樣，正是由于持有大量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擁有較多國家財富和財富支配力，我國政府才有能力在選擇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順利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實現國民經濟長達30多年的持續健康較快發展。

但現在的問題是，雖然政府需要擁有國家財富，但其擁有財富有無邊界，如果有，其邊界在哪里?如何對政府掌握的國家財富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怎樣提升政府的國家財富管理與掌控能力并通過科學管理來實現國民財富的較快增長和國民生活質量及其福祉的更大程度的改善?經濟發展的現實不僅對傳統公共財政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和修正要求，而且對我國政府的國家財富管理理念和實踐提出了嚴峻挑戰和更新的修正要求，特別是在實體經濟迅速增長、虛擬經濟急劇擴大、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開展這項研究，大幅度提升我國國家財富管理能力和駕馭國際事務能力，形成適合于我國國情的國家財富管理的戰略和策略，并由此成功構造我國駕馭國際事務的領導力，已經迫在眉睫。

一是國家財富的科學內涵及其邊界的確定。這里的所謂國家財富，不僅包括國家外匯儲備、國家主權財富基金，而且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各類國民資產以及國有企業和國土、礦產等自然資源。國家財富管理的水平和質量直接關系國家利益、發展模式、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國計民生。研究“國家財富管理的戰略和策略”，首要和關鍵的一條就是要科學區分和確定國家財富的范圍和政府管控的邊界，并由此實現對國家財富的科學有效管理，包括保證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優稅率和稅額、最優國債規模和赤字水平、國有土地的合理有序開發與有效利用及其與居民住房改善要求的協調、中央國有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占全社會企業的比重及其適度規模、國有資產收益的收繳及其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基金的注入與管理、國家外匯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決策與經營管理、外匯儲備的規模與結構、我國政府持有外國政府債券的規模、結構與收益，等等。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和我國成功駕馭國際事務能力與領導力的研究。我們必須從經濟全球化高度進一步探索國家長期發展的大目標和大戰略，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們要從大國戰略的角度和高度，進一步拓展對外關系，積極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路徑、新機制、新條件、新基礎和新機理。要積極利用我國已經成長為世界重要工業大國和國際貿易大國、“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支撐元素這個現實，大力推進“貨幣互換”，抓緊實現從邊境小額貿易結算和人民幣跨境結算向更大范圍人民幣結算關系的轉變，要盡快使人民幣成為世界貿易和經濟往來關系中的另一種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并由此大幅度提升我國駕馭國際事務的能力及其領導力。在這些方面，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才剛剛起步，必須抓緊推進。

四、要圍繞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感召力和領導力，深化包括文化體制在內的經濟社會體制深層改革與發展的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長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是我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和良好國民素質條件。廣義文化是國民受教育水平、國民文化修養和素質、國民文明程度及國民精神追求與國家凝聚力在內的一個大概念。培養和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核心也在于此。如果僅僅從狹義角度看待和處理文化及其發展問題，雖然不無積極意義，但一定不能適應我國大國發展需要，從而不能使文化擔當起促進和推動我國從經濟大國順利走向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一個歷史重任。

鴉片戰爭前，或者更確切地說，從唐王朝開始直到19世紀初，長達千余年，我國不僅一直是一個經濟大國，而且一直是一個文化大國，并且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由文化大國支撐的經濟強國。但是，正如有專家分析指出的，進入19世紀后，由于我國文化的封閉性和制度的落后性，我國國民經濟也開始迅速走向沒落。以至原本一個十分富足強大的東方大國，竟經不住西方列強區區一點兒“鴉片”的攻擊而迅速倒下，并逐漸成為“東亞病夫”和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歷史能夠告訴我們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除了基本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外，一旦人們的道德失范、誠信缺失并成為某種社會風氣，一旦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脫離民族之魂這一基本并出現嚴重扭曲，那么，其他一切，包括技術上的創新、學術上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包括人們的是非觀、正誤觀、真假觀、美丑觀、善惡觀等等，均會以“病態”的方式演變、甚至在“惡化”中走向“反面”。在這種情況下，一國經濟發展的規模即便再大，也不會真強，反而還會不可扼制地轉向貧弱。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曾經有過的歷史記錄，其教訓不可不認真汲取。

這就是說，經濟大國只有與文化大國同時并舉、共同發展，才能健康和順利地成長為經濟強國。這就要求我們從大國發展戰略的高度，進一步深入開展文化軟實力的研究。要從教育入手，特別是要從娃娃的教育抓起。要以全民文化知識普及教育和道德觀念教育為基礎，以國民國家意識和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以高端專門教育和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為龍頭，以深化包括文化體制在內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為保證，大力發掘、發揚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認真總結、弘揚和推廣現代先進文化，積極借鑒、提煉和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通過廣泛而深入、系統而全面、普遍而持久地開展文明禮貌教育、道德修養教育、愛國衛生教育、國民文化素質教育、國家意識教育、大國理念教育、創新創業教育等等，持續和大幅度地提升我國廣義文化的軟實力及其對內對外的影響力、感召力和領導力，以此來有力支撐我國經濟從世界性大國順利走向世界性強國。

除了以上提及的4個方面迫切需要從經濟學角度展開深入調查與研究外，我國參介入國際事務和協調與駕馭國際關系能力及其領導力問題、我國國土安全和國防安全及其能力水平等等，同樣需要作為大國戰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和議題進行深入的調查與研究。

總之，在源自美國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舊的國際分工與貨幣體系以及世界市場競爭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必須進行新的調整與重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必然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因此，從大國戰略的高度全面審視我國已經制訂和正在實施的國家中長期發展目標和發展規劃，科學分析、論證和闡明涉及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大趨勢和大戰略，并由此闡明支撐我國經濟大發展的新的理論觀點和思路，得出促進我國經濟實現更大發展的新的邏輯結論和政策建議，對于加速推進我國從經濟大國順利轉向經濟強國、國民福祉的進一步提升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等，均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需要各界、各方面的積極參與和深入系統的研究。

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是怎么算的？

一、 對名牌性質的思考

1． 創造名牌產品是企業發展目標的手段

爭創名牌產品的關鍵在于抓好產品質量，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有一席之地，必須擁有自己的拳頭產品。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發展目標，企業必須將爭創名牌、抓好質量工作貫穿于科研開發和生產經營的全過程。鄭州日產在此方面作出了表率，該企業主導產品之一EQ10603t載貨車的主要技術指標居國內同類車型領先水平，相繼榮獲河南省“興豫杯”金獎、省科技進步二等獎并被確認為國家級新產品和河南省名牌產品。現已發展為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多品種、系列化產品。其另外一個主導產品UD21輕型汽車（皮卡車）是引進日本日產公司具有國際90年代先進水平的產品，自投產以來，產銷持續同步增長，市場前景廣闊。在“第四屆北京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上受到廣泛關注與好評。該企業通過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現已實現國產化率31.5％，計劃年來達到《汽車工業產業政策》中的國產化要求。該企業在爭創名牌產品、抓好產品質量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并為推動河南省乃至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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