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如何看待中國海外軍事行動(如何看待我國當前周邊形勢)

發動戰爭，運用各種手段掠奪、屠殺、壓迫、剝削中國人民，這些都是極其野蠻的、可恥的、不道德的罪行。馬克思在著作中憤怒揭露和譴責了殖民主義的這些侵略罪行。因此決不能因其有“雙重使命”的客觀效果而替資本—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美化甚至評功擺好。

二:

什么是愛國

不管是把法國樹立為發泄情緒的箭靶，還是大肆宣揚某些海外華人的愛國案例，小小的風波都能掀起一波愛國的狂潮。愛國主義占據了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

這讓我越來越不認識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了。就是這個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經常是鬼子十幾個，漢奸 兩三百，就是這個民族可以在國內餓殍遍地時，免除日本巨額的戰爭賠款，就是這個民族，精英階層以子女手持美國綠卡為能。同樣一個民族，卻戴著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難怪我越看越眼花。

沒有博愛的愛國主義是義和團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黨衛軍.對一個民族來說,這種愛國主義是一劑麻醉劑,更是一包毒藥.愛國主義的本意是愛,在中國它卻成了恨.這是我們的悲哀,這更是中國的恥辱.偽愛國主義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啟蒙思想者蒼白的面孔。

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體的宣傳,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而只是吃了興奮劑的斗雞.

如果,我們僅僅因為受周圍人的行動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 只叫盲從、沖動與空虛.

如果,我們因為可以毫無風險地出風頭,撈好處,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只叫怯懦.虛榮與投機.偽愛國主義不但會害了自己，更會害了中國。

愛國是勇敢捍衛自身自由與權利,這樣,國家會明白自己的權力是有邊界的,它會變的稱職與可愛,

愛國是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 這樣,我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養活國家.

愛國是說真話,辦實事.如果國家不讓我這樣做,我要勇敢地站起來,批評她,改進她.

愛國是國家侵犯我的權益時,一定有人站出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如果這樣做,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有了保障,我們的國家變得合法、文明、可愛.這才是最大的愛國.

三:

如何正確評價革命和改良,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和重視的問題.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機嚴重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把它簡單歸之于某些人物"情緒化"的"激進主義"思想的產物,不符合歷史實際,是唯心史觀.革命要有破壞,但不是"破壞一切".革命的目的是建設,破壞與建設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辯證的關系.以"現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將現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以現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將二者對立起來的觀點,也是錯誤的.而對于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須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頌揚改良,無疑也是錯誤的.

（1）首先，我認為，不管是革命與改良，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時代要求。也就是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觀地造成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造成的。近代開啟以來，中國遭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身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文化遭到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沖擊。在這種沖擊下，國內的腐朽勢力愈益抬頭，并與侵略勢力結成聯盟，阻礙中國的發展壯大。中國只有改變現狀，奮發自強，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與改良就成了改變現狀的兩條不同的道路。

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沖擊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苦難，造成了中國的落后，并壓制中國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促成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正是在四面受敵、即將遭肢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才意識到必須改變現狀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能虛心地吸取西方的先進文明。

（2）改良應該是首選之法。因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況下，通過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個國家和平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強國。改良可以使傳統與現代不完全脫節，也可以使變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帶來民眾的苦難，還可能造成國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實施較大規模的變革，但是變革的效果卻往往因為傳統的阻礙勢力、因為革命的不徹底而變得微不足道。當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處，但從長期來看，改良是比較可取的。（其實，革命的即時效果就是推翻了一個政權，但只有在新政權有力推行改革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說，革命和改良兩者可以歸結到一點：那就是都需要有效的改革。）

但是，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卻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太緊太深，它們不希望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所以它們也不會真正希望中國通過改良而改變現狀；其次，統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不甘心在改革過程中喪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們便千方百計地阻撓或延緩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點及改革過程中的失誤，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產。

因此，革命形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為造成的，而是由中國近代各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

（3）改良與革命有著緊密的關系。革命者的革命活動，促使當權者必須以改良來壓制革命。比如慈禧太后就明確表示過立憲的目的就是要杜絕革命。反過來，改良的很多措施也客觀上為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有利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改良就是革命的先聲。比如，戊戌變法運動促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使西方民主進步思想大量涌入，客觀上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礎；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實行廢科舉、興學堂、派遣留學生、編練新軍等措施，本意是為了維護其統治，但實際上卻為自己培養了一批掘墓人。改良如果能順利及時地進行，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則其改良的措施無疑是必要的；但當改良受到延遲阻礙，則其已經實行的措施必然造就推動繼續改良的勢力，如果不能對這些勢力進行有效疏導的話（其實最有效的方法還是繼續進行改革，實現其最初的承諾），那么這股勢力必然要尋求體制外的道路。此道路便是革命。辛亥革命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如何看待我國當前周邊形勢

一、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新變化

1．海上問題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中國的海洋戰略已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壓力將常態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本世紀初，我國和周邊國家海上爭端不斷上升。2009年以來，這個趨勢更加明顯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國和菲律賓、越南摩擦不斷。在東海也發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關系一度出現嚴重倒退。此外，一些國際輿論大肆炒作中國發展海上力量，還有很多大國企圖插手介入南海問題，以所謂“國際航行自由”搶占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2011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中越、中菲之間的摩擦不斷，；中突升級。中國海上鄰國出現“合縱連橫”，共同制衡中國的趨勢。美國以海上安全作為其構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積極配合，南海爭端國際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美國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戰艦，在澳大利亞部署海軍陸戰隊，標志著越戰以來美國首次在太平洋地區擴大長期軍事存在，其矛頭直指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的強硬立場和行為不僅受美國對地區安全的承諾和支持的鼓舞，同時也有深刻的國內政治經濟困境壓力。在11月舉行的東亞峰會上，除柬埔寨、緬甸外，其余16個國家都談到了海上安全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國家表示對南海的關切。

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隨著航母的試航進一步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和關注。應對中國崛起引發的地區力量失衡，已經成為美國與周邊國家最重要的課題和挑戰之一。周邊國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上力圖分享中國經濟成果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夸大南海爭端既是美國加大亞太戰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邊國家平衡中國影響力和塑造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爭議已經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焦點，也將成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主導權轉移的一個信號。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切與臺海兩岸關系聯系到一起。中國臺灣地區也對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如果中國臺灣因實際控制的島嶼與周邊地區發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勢將是一個重大考驗。總之，自1995年美國首度表示關切南海問題開始，美國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過這一地區，美國的持續介入使南海地區的安全局勢趨于緊張和復雜化。

2010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中國軍隊尋求擴張海軍力量》一文，7月該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文中聲稱，中國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聲稱，南海是關系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南中國海事務。而在這之前，中國只將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等定位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說”一經出臺，便被國際社會不加分辨地全盤引用，成為佐證中國外交轉向強勢和擴張的重要論據。總體上，中國學界和各種智囊機構的態度較為謹慎，有的還提出質疑，如有軍方學者撰文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提法僅見于中國個別學者的言論，并非高層領導的正式表述，更未寫入國家戰略性報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國際社會對“核心利益說”的強烈反應，表現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對中國崛起的嚴重憂慮。國外把“核心利益說”解讀為崛起后的中國在劃分東亞的勢力范圍，中國今后的外交政策會日益咄咄逼人。國外還普遍將“核心利益說”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提并論，據此判定中國將采取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中國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

2．半島局勢僵局難破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沖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即便是美國學者也承認，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包括維護中朝邊界的穩定、阻止對華包圍圈的形成以及顯示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與可能性。

3．日本“遠交近攻”加強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發生特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害。日本大地震的國際救援行動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況，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對外關系的親疏遠近排列順序。即日美同盟為中核；第二層次為間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國同盟旗下的英、法、韓、澳大利亞、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第三層次為與日本歷史淵源甚深且有共同價值觀的東南亞國家：第四層次為能夠對中國實力起制衡或牽制作用的俄羅斯、印度、蒙古等國。具體來說，處于中核的日美同盟關系在快速協調應戰能力方面彰顯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性。第二層次的間接盟友也發揮了快速集結的配合救助優勢。第三層次的關系主要體現了“情感投資反哺回饋”的良友關系。第四層次則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個層次均具有明顯針對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雖然中國在大地震后對災情深切關注，物資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選擇接受中國的援助時甚為謹慎。從日本領納其他國際賑災救援的態度上，充分顯示了其現代版的“遠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災也加速了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調整。此次地震對日本經濟、地區安全形勢造成重大影響，并且進一步拉大了與亞洲經濟第一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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