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大國崛起中對外貿易的發展史(《大國崛起》里的各國歷史大事年表)

18世紀初期的元祿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關東地方人稱京都、大阪為上方）地區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凈琉璃、歌舞伎、浮世繪、文人畫等呈現出絢麗多彩的商人文化。

明治時代

江戶幕府末期，天災不斷，幕府統治腐敗，民不聊生。且幕府財政困難，使大部分中下級武士對幕府日益不滿。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堅船030600.買粉絲利炮叩開鎖國達200余年的日本國門。

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日本人逐漸認識到，只有推翻幕府統治，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才是日本富強之路。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展開了。在這場推翻幕府統治的運動中，薩摩、長州兩藩武士起著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資產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維新三杰”之稱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的領導下，成功發動政變，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詔書。這就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日本從此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遷都江戶，并改名為東京。之后從政治、經濟、文教、外交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明治初期，日本重視輕工業，19世紀90年代，生絲和棉花紡織業已經為典型工業。生絲全國出口量第一，棉花和紗代替了茶葉，出口量僅次于生絲。漸漸地，日本成了生絲和棉的出口大國。但與此相對照的是，日本的重工業在此時期發展緩慢。日本國力逐漸強大。后來在甲午中日戰爭（日本方面稱“日清戰爭”）及日俄戰爭中打敗中國北洋艦隊，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之一。

大正時代、昭和時代

與明治時代取得的歷史性進一步相比，大正030600.買粉絲天皇被稱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1912—1926年），政績還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為腦病所困，最后被迫讓權療養，由裕仁親王攝政。

1926年，裕仁登基，年號“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時代前30年，對于中國、朝鮮、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人民來說，是黑暗的30年。這時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擴張。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不久后侵占中國滿洲。1937年7月7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不僅給中國、朝鮮、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這是日本歷史以及中日關系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美軍占領日本，改日本專制天皇制為君主立憲制，天皇作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來。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開始執行“多邊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訪華，于9月29日與周恩來總理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兩國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10月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問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中日兩國關系從此趨于正常化。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逝。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號為“平成”。

《大國崛起》里9個大國崛起的時間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俄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

15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原先割裂的世界開始真正意義上地連成了一個整體，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國開始相互認識和了解，也展開了相互的競爭。在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舞臺上，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后登場，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 。該片解讀了15世紀以來9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探究其興盛背后的原因，分別詮釋了各大國500年的興起史，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一步尋找鏡鑒，意在“讓歷史照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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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英國的崛起對市場經濟的貢獻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英國打贏了兩場戰爭，但卻失掉了一個帝國。一戰后，力量不斷增強的殖民地開始要求取得與“母國”平等的獨立地位。于是，以英國為核心的英聯邦組織應運而生。二戰后，大批英國殖民地在民族獨立運動浪潮中贏得獨立，大英帝國殖民體系行將分崩離析。擊敗丘吉爾上臺的工黨政府（1945年~1951年）曾計劃修建一座富麗堂皇的殖民部大樓。最終這個計劃也沒有實現。原因很清楚，當這座宏偉的殖民部大樓建成之時，剩下來可供英國統治的殖民地已寥寥無幾了。在短短20年里，擁有50多個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島嶼殖民地了。在這一階段，非殖民化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1946年~1951年，1956年~1965年。在第一個時期，首先是約旦、敘利亞的自治(1946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是緬甸、錫蘭(1948年)和利比亞(1951年)的獨立。這些可謂是“在1939年即已基本具備獨立條件”的國家。第二個時期，首先是英國從蘇丹撤軍(1956年)，其次是馬來亞和加納的獨立(1957年)。根據解密的官方檔案材料，帝國解體的速度之快顯然出乎英國政府的預料，1954年由內閣大臣負責并有殖民部次官參與的“英聯邦成員資格委員會”在一份秘密報告中將英屬殖民地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黃金海岸、尼日利亞及中非、馬來亞和西印度群島等3個聯邦。報告認為這些地區將在未來10到20年內獨立。第二類為政治發展不確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亞、坦噶尼喀、烏干達和塞拉利昂4個殖民地。第三類為小領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馬里、香港等21個地區，報告宣稱這些是“永遠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獨立的”。然而，民族獨立運動發展之快是倫敦的戰略家所始料不及的。在10多年中，上述30個地區即有20個相繼獨立。到60年代中期，幾乎所有的英屬非洲殖民地都已先后獨立。

戰后最獨特的政治風景莫過于英法等殖民大國爭先恐后地從各殖民地撤退，甚至“有時歐洲國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領袖更急于盡早給予殖民地獨立”，聯想到19世紀西方列強瓜分世界的狂熱，這種舉動確實令人深思。羅貝爾?科納萬在總結英國非殖民化政策的特征時曾談到：英國從非洲撤退具有“連擊”(買粉絲up par 買粉絲up即一個接一個解決)的特征。英國前殖民大臣李特爾頓甚至也認為其政策是“純粹的機會主義”。他們的總結不無道理。在制定非殖民化政策時，英國的確遵循了兩個原則：第一是循序漸進的原則，第二是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方式解決的原則。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和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后，英政府最后又不得不放棄這兩個原則，加速了政治撤退。我們看到，在處理本國同殖民地的關系問題上,在非殖民化這一歷史進程中,英國沿襲了實用主義的傳統,以其特有的冷靜與務實態度,將其沉重的包袱一個個地卸落,以期與相對衰落的國力和不斷下降的國威相適應。

八、啟示

回顧英國從崛起到衰落的歷程，我們不難看出，英國從一個島國變成歐洲強國，最終成為世界霸主，憑借的是它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制度文明，而這種文明一直引領著人類進步的潮流，吸引著世界各國爭相效仿。1870年以后英國開始衰落，也是因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礙其繼續創新，因而慢慢落伍，成為二流國家。研究英國的崛起，不能忽視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創新性。英國文化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史實：英國是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領先世界上所有國家，它的工業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是第一個全球金融資本的中心，它的商業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擁有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軍事文化具有創新性；英國率先建立了現代意義的議會民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創新性；另外，英國在歐洲列強間縱橫捭闔、折沖樽俎，一向居于比較主動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創新性……英國文化保守中蘊含著創新，創新中體現著保守，它是一種兼容并蓄的綜合性文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部聯系。英國文化正是18世紀這種綜合性最生動的體現。英國對世界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從英國所做出的世界性貢獻而言，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望其項背，而從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等條件看，英國充其量只是一個中等國家。我們研究英國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導致其崛起的各種因素，并且揭示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部聯系。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發。

大國崛起講述是什么歷史

《大國崛起》雖然講述的是葡萄牙、荷蘭、西班牙、德國、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九個國家的發展史，實則是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歷史的經驗和借鑒。

它如果作為異國風光片或高中世界歷史教科書教輔片，其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若以歷史政論片論之——其得出需要借鑒的結論種種，甚至不如“洋務運動”及“五四運動”這兩個時期對中國的啟迪來得深刻。

時下，“大國”、“崛起”、“盛世”等一些宏大的詞匯除了被不少專家學者熱議，它們也成了很多國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這種現象，固然說明了中國發展的事實，但總給人一種錯覺——回顧歷史，《大國崛起》所涉九國，它們崛起的時候是否總把“大國”或“崛起”常掛嘴邊？

在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大國崛起》對“大國之謎”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語言：“回顧500年來各個世界大國發展的歷程，討論大國崛起的關鍵性因素。

單一的因素一定是錯誤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卻值得關注：重視科學和教育、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經濟制度、善于學習但絕不簡單模仿別國的道路、后發國家在國家力量主導下加快現代化步伐等。”這結論說了等于沒說，這是分析大國崛起因素的敗筆。

《大國崛起》的創作者們，希望該片為討論國家發展問題提供“可資借鑒的歷史資源和文明資源”，企圖“讓歷史照亮未來的行程”。

從該片總編導“不太喜歡這種解讀方式”（指有人在片子中讀到自由、民主）不難看出，它想傳達的主要并不是西方發展歷程中被提煉及傳承的理念。

它借鑒的是什么歷史？傳達的是什么理念？從《大國崛起》多見“國家”少提“個人”的全局而論，其與中國儒家關于國家的思想其實是不謀而合——《大國崛起》巧妙地回避了西方九國崛起或沒落時，“國家”與“個人”的互動關系。

這導致了《大國崛起》試圖達到的結果，可能最終還是脫離不了歷史中那些曾經崛起但現已沒落的“大國”的某種窠臼，而且，忽視了與儒家并立的中國另一主流思想——道家思想中的“大國”。

老子說，“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而“治大國若烹小鮮”。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玄之又玄，但其旨趣卻頗為簡單：大國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樣，作為天下百川河流交匯之所，大國歉下，天下自然歸附；而治理大國，就應該像烹小魚一樣，不要經常去翻動它。

道家這些治理國家的思想和謀略，說白了，就是大國對外要注意處下守靜，對內則應重視個體的自由權利。

說到這里，筆者倒覺得，《大國崛起》一片所涉葡、西、荷、法、英、德、日、俄、美諸國，如今還能稱得上“大國”者，是因為它們處理好了“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對內而言，已經將尊重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制度化了。

時下，作為中國傳統資源的道家思想被一些學人揚抑，他們以共和及 *** 的理念繼承了道家思想——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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