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宋代海外貿易路線經過海上交通要道(海上絲綢之路向西所經過的國家)

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阿曼北部蘇哈爾港)，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拔離訶磨難國(波斯灣西岸之巴林島)，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海東岸航線合。

從廣州至波斯灣頭的烏剌國約需87天，從東非沿海至烏剌國約需48天。賈耽對當時南海航線記載的詳細和精確程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毫無疑問，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發達，得到了詳盡的航海資料的條件下，賈耽才會對東西航線做出如此精審的記載，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此外，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從廣州西行的航線，最遠只記載到烏剌國，而由烏剌國到東非沿海的航程，則是由西而東記述，烏剌國是東西兩條航線的交匯之地，這種情況客觀反映了大食帝國在當時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陽雜俎》與唐代文獻對非洲的記載

在古代中國，非洲是人們已知的西方的終點。一般認為，在唐代之前，中國人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對非洲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明確記述了由非洲東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灣的航線。杜佑在《通典》中記述唐代大秦國的情況時，附錄了杜環《經行記》中有關大秦的記載，并記錄了女國與摩鄰兩個國家。共中“摩鄰”的內容尤其受到學界高度重視。據記載，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太[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干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33]“鶻莽”是中古波斯語gurman的譯音，指棗椰樹[34]。摩鄰具體指哪個國家，分歧尚多[35]。但是綜合杜環記載的方位、膚色、風俗、物產等各方面的情況來看，摩鄰是當時非洲大陸的某個古代國家則是沒有疑問的。

除了賈耽、杜環的著作之外，唐代對非洲最詳盡的記載當屬段成式《酉陽雜俎》。

8 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鼎盛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將入相20年，母親是憲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僅家庭庋藏豐富，而且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廣泛閱讀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圖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特殊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歷使他接觸了大量常人無從見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以“奇詭譎怪”著稱的《酉陽雜俎》[36]。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的非洲國家主要有孝億國（Siut，埃及南部）、仍建國（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國（不詳，或指Sudan）、怛干國（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島）勿斯離國（Misr，埃及）等國[37]，其中以撥拔力的記載最稱完備：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 。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賚彩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38]。

一般認為，“西南海”就是東非沿海之亞丁灣，而撥拔力就是見于《諸蕃志》記載的“弼琶羅”，相當于現代索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異議，指出弼琶羅與撥拔力對音相近，但在風俗、物產等方面差異顯著， 不應同屬一地，認為從段成式記載的生活習俗和服飾而言，應該是指今東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帶游牧的馬賽族人（Masai）[39]。無論以哪一說為準，從本段記載可知，最晚至9世紀上半葉，唐朝人已經對東非沿海某地的風俗、物產及其與大食的關系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段成式對非洲諸國的記錄不僅遠遠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數量和內容上都大大多于現存的唐代官方載籍的記錄。即便考慮到段成式可以接觸到許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內，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沒有多少有關非洲的現成文獻資料供他利用，《酉陽雜俎》有關東非沿海地區的記載，很可能來源于他親自對來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訪。段成式雖然以博聞強記知名于世，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時代感的學者，并不滿足于對前代文獻的爬梳，調查采訪是《酉陽雜俎》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以卷十一“廣知”為例，本卷總共記載了44事，涉及到的調查對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張盈、李洪山人、秀才顧非熊、僧廣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異聞是《酉陽雜俎》的一大特色。

海上絲綢之路向西所經過的國家

魏.晉.南朝

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范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來到東吳，獻琉璃。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

黃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 法顯陸上西行，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波斯、天竺、獅子國、扶南、婆利。

隋.唐.五代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赤土、丹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盤盤、真臘、婆利。

中唐之后，西北絲綢之路阻塞，華北地區經濟衰弱，華南地區經濟日益發展，海上交通開始興盛。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丹丹、盤盤、三佛齊。

航路：由泉州或廣州啟航，經海南島、環王國（今越南境內）、門毒國、古笪國、龍牙門、羅越國、室利佛逝、訶陵國、固羅國、哥谷羅國、勝鄧國、婆露國、獅子國、南天竺、婆羅門國、新度河、提羅盧和國、烏拉國、大食國、末羅國、三蘭國。

宋代

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里野、木蘭皮等總計五十八個國。 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元代

與蒙元通商的國家:三島、民多郎、真臘、無枝拔、丹馬令、日麗、麻里魯、彭亨、吉蘭丹、丁家盧、八都馬、尖山、蘇祿、班卒兒、文老古、靈山、花面國、下里、麻那里、沙里八丹、土塔、忽廝離、假里馬打、古里佛、放拜、萬年港、天堂、忽魯模斯等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商人汪大淵，航海遠至埃及，著有《島夷志略》一書。

明代

鄭和下西洋， 到過：占城、爪哇、舊港、滿拉加、啞魯、蘇門答臘、那孤兒、勃泥、小葛蘭、彭亨、錫蘭山、三島、蘇祿、呂宋、溜山、打歪、八都馬、柯枝、南巫里、古里、坎八葉、木克郎、甘巴里、阿撥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魯模斯、祖法兒、木魯旰、木骨都束、抹兒干別、不剌哇、慢八撒、木蘭皮等國。《明會典》記錄了130個朝貢國，其中海上東南夷有62國，包括：安南，蘇祿國，錫蘭，朝鮮，日本，琉球，爪哇等。

從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足以證明，在更早的時候，中國并沒有獨立于世界之外。而一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與衰，更是中國歷史興衰的縮影。

人類文明，發源于河流，興盛于海洋，歷史走到今天，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任何文明都無法再回避海洋。可惜的是，中國，在過去的兩千年里，明明有著最有利的條件，最先開始由海洋而連通世界，但是在整整兩千年里，中國人都沒有真正發現海洋、擁有海洋。

四海來朝，

卻不曾發現海洋

中國的海洋活動，可以推測的歷史，大約有6000年。這個時候的活動，基本上是近海活動，工具是獨木舟。有文物證明的歷史，大約有2000多年，活動范圍擴展到了南太平洋沿岸，工具是木樓船。用中國的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換來珠璣、犀(牛)、玳瑁等等。

有文字可考的海上活動，大約在秦朝，《魏志》曾記載秦代大批從中原和關中來的移民，乘船漂洋過海到達朝鮮半島。到漢朝的時候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海上往來已經基本上沒有障礙了。

南海的海路，也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要晚于東海。有文字記載的，大約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后漢書》里記載，中國商船從廣西出發，經南中國海到達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南亞地方，往來頻繁，用絲綢換回來大量的黃金寶石、明珠琉璃等等。

漢朝以降，三國兩晉時代，南中國海上的貿易和交通愈加發達，東晉時期，廣州興起，成為海外往來的起點。這個時候，中國帆船到達的地方已經很多，不僅僅是東南亞諸國，甚至是印度，乃至歐洲羅馬。

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的海上交流看起來很繁榮，但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那就是從一開始，這種交流就不是商業性的，也不是平等的。這一點不必多說，從對他們的稱呼上就能看出來，“蠻夷戎狄”。這種觀念是可以堂而皇之寫進史書的，《后漢書·東夷》說：當年來漢朝朝拜的周邊諸國就有三十多個，日本就是其一。日本人向漢朝稱臣，漢光武帝還曾賜給大臣金印綬，印名“漢倭奴王”。同樣在《后漢書》里說：王莽專政之后，想擴大威嚴德化，下令黃支(大約在印度)王進獻犀牛。

這樣的記錄有很多，比如桓帝延熹二年，天竺國來朝拜進獻；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進獻象牙、犀角、玳瑁……我們所熟悉的張騫、班超出使西域，自然也并非僅僅交流溝通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要四方臣服。所以，中國對于周邊諸國的態度，不是征服，就是懷柔，中國兩千年歷史證實，這一點從未變過。

在這種態度之下，政治目的為上，商業活動為下的交流中，自然是沒有什么平等可言的。不過，恰好相反的是，這種不平等的付出一方則是中國，因為政治上居于高位，物品上自然不是交換，不是貿易，海外諸國對于中國，是朝貢，中國對于海外諸國，則是賞賜，而賞賜的額度，常常遠遠高于進獻的價值，這也是體現天朝上國的富裕和氣度。所以對于這些來到中國的海外來客，一向都是很慷慨大方的。而中國使者出海，同樣也少有賺錢的，基本上是賠錢。最大規模的賠錢，就是鄭和下西洋，鄭和七下西洋，僅僅造船一項，就要“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一支船隊的造價將近百萬兩白銀，不說每次航海的有賠無賺，以至于最后不再西行的原因僅僅是沒錢了。

東渡西行與被動接受

中國歷史上民間的海上商業交流，僅在唐宋兩朝尚有可觀。唐朝是海上絲綢之路正式成型的時代，海上交通北通高麗、新羅、日本，南通東南亞、印度、波斯諸國。出發于廣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歷9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共約14000公里。當時的海外貿易，除官營的“市舶使”之外，民間大商人、大地主也開始造船航海。到了宋代，廣州已經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宋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代，不僅僅是商業活動頻繁，而且也有了完備的商業管理制度，當時的市舶司幾乎就是今天海關的雛形，負責管理進出口商船、檢查走私活動等等。

說到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就不能不說兩個人，一個是法顯，一個是達摩。法顯是迄今為止有史可考的第一個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的人。時間大約是公元399年，比唐買粉絲陸路取經早230年。法顯生于東晉，3歲出家。老年時因感中國佛經稀少，而且錯訛太多，因此決定西行印度取經。于64歲時從長安出發，經陸路也就是唐僧后來所走的路到達印度。在印度駐扎十年。法顯雖然自陸路到達印度，但是回國卻是海路，也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公元411年，他在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搭乘了一條回國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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