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宋代海外貿易的特點七下(鄭和七下西洋為開拓明朝的海外貿易做出了哪些貢獻？)

跳出唐朝梁柱鋪排的工整模式。宋代的建筑明顯瘦長單薄，有弧形的屋頂以及宋代特有的尖塔。

雖然宋朝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建筑物，但杰出的建筑都是佛塔、石橋、木橋、園林、皇陵與宮殿。由于注重意境的園林設計特意追求把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的意境，所以這一時期的建筑，一改唐代雄渾的特點，變得纖巧秀麗，柔弱纖秀，曲線柔和，注重裝飾，華麗而繁細。建筑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翹之勢，不像唐代渾厚的風格，給人一種輕柔的感覺。

歷史學家通過水墨畫中所描繪的建筑物了解宋朝建筑的配搭。此外李誡所著之《營造法式》是宋朝建筑學的重要文獻，它對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獻更有組織，也對后世中國建筑設計，影響深遠。另一方面，朝廷設立專門負責建筑營造及相關的官,職與機,構－將作監來掌管宮室建筑，讓建筑智慧有系統地流傳下來。

宋朝是中國書畫藝術的頂峰期，宋朝皇帝特別重視書畫事業，在宮廷設立翰林畫藝局，翰林圖畫院與畫學。宋畫主要可分為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三大分類。中國山水畫到宋朝為一多方發展之時期，派別之分演既多，畫家亦彬彬輩出。宋朝初期中國山水畫承襲五代荊浩、關仝、董源與巨然等人，使中國山水畫推向高峰。北宋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為卓越，他們成功的將文人畫與山水畫風格相融合，后人難以企及。其他山水畫名家還有北宋的范寬、郭熙。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中峰鼎立的構圖方式，表現出山的氣勢雄偉，前景作一巨石與主峰取得平衡，并以山腰的一線飛瀑，連貫上下氣勢。到了宋代南渡以后，山水畫風大變，崇尚水墨。有名的有號稱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等。李唐、劉松年等畫家的筆法細潤，色彩富麗，精麗巧整，世稱院體。后來的馬遠與夏圭學習唐朝畫法并參以南宋水墨之法。

文人畫與花鳥畫互相融合，讓宋朝花鳥畫顯得格外清麗脫俗。花鳥畫自從五代黃筌與徐熙分道揚輝之后，到了宋朝，純綷審美之風氣盛行起來，以致于花鳥畫與山水畫更加興盛，幾乎取代人物畫的中心地位。宋初名家有黃居采和徐崇嗣二人并起，其情形頗興北宗山水發展于院內，南宗山水發展于院外者相似。除了黃徐二人之外，還有崔白和宋徽宗擅長花鳥畫。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獨創瘦金體，并重視書畫事業。翰林書畫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畫家，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其提拔。其子趙構也受到薰陶，成為杰出書法家。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徽宗本人就是個花鳥畫大家。宋朝人物畫的宗師是李公麟，他繪畫體裁廣泛，無所不工無所不能。以建筑物比例構圖的界畫在宋朝勃興，郭忠恕和張擇端是其代表。南渡以后，歷史人物題材畫開始興起。蘇漢臣的《秋庭嬰戲圖》，畫中的兩個小孩推棗磨時的精神和眼神，就令人嘆為觀止。道釋人物畫在宋代不甚盛行，不過確有一些重要畫家出現，包括武宗元、李公麟、梁楷等人。其中以《八十七神仙卷》最為出名，眾多仙人仙女，飄然列隊而行，行如流水，極為生動。

宋朝是中國歷代當中陶瓷藝術的鼎盛時期，其形制優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成就，即使后人仿制也少能匹敵。宋瓷經學者研究歸納，以定、汝、官、哥、鈞五大名窯最為出名。定窯以白瓷淺刻見長；汝窯、官窯與哥窯則以青瓷為主，青瓷系以氧化鐵為發色劑，先在壞體上施以淺浮雕，再施釉，燒成翠綠，影青等等；鈞窯位于鈞州，作品特色為用鐵、銅、鈦等金屬氧化物，經燒成后在土壞表面形成各種紅、綠、紫、白，多采多姿的效果。官窯，顧名思義，即專門為皇室燒制的陶瓷。南宋時由于許多北方名窯的工匠避難來到南方，為南宋的青瓷、白瓷工藝帶來新的技術，加上海上絲瓷之路的便利，使中國瓷器開始暢銷到世界各地。

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注重在哲理性、書卷氣、風格化與意境表現，同時也提倡個性化和獨創性。宋朝書法跳脫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隋唐五代的書法注重在“工”的體現，而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抒情的部分，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的部分。蘇軾提出“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松，險竣多變。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襄，“蔡”原指蔡京，為北宋誤國六賊之一，后世以其“人品奸惡”，遂改為蔡襄）為北宋書法四大家。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晉帖行書遺風。無論是天資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蘇東坡，還是高視古人的黃庭堅和蕭散奇險的米芾，都力圖在表現自己的書法風貌的同時，凸現出一種標新立異的姿態，使學問之氣郁郁芊芊發于筆墨之間，并給人以一種新的審美意境。而南宋的吳說、宋徽宗、陸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書家中進一步延伸，其中宋徽宗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然而南宋書家的學問和筆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

由于晚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已經沒落，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系，也打開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于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并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梁。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志、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范。兩宋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宋朝的城鎮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末期有四十六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夜市與曉市。南宋行在臨安府人口在1274年達到125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南宋滅亡后，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于《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于《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

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系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為什么中國古代經濟從宋代轉型

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宋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后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征兆卻并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為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為主的規模型商業。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六是海外貿易的拓展。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規模之大是陸上中西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范圍更廣，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系的已達6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宋朝與遼、夏、金、吐蕃、大理等周邊政權的物資交流和經濟聯系不僅一刻也沒停止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形式日趨多樣，榷場貿易、走私貿易、茶馬貿易和朝貢貿易等形式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為“國際貨幣”。

七是紙幣的出現和白銀的貨幣化。在國內外市場同時得到開拓、商業規模遠遠超邁前代的情況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銅錢這種交換手段，因其分量重又價值低而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在日趨普遍的長途販運和交易量擴大的情況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區率先登上商品交換的歷史舞臺。稍后，以白銀為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于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并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遍布于汴京、臨安城內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就是各種不同貨幣的兌換處。僅臨安城內這種金銀交易鋪就有100多家。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的商品經濟的確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此時我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于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即與18世紀的清中葉比，亦毫不遜色，至少是各有千秋。

特別是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可以說宋以前的歷代王朝，都是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內陸國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國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廣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繼興起，東南沿海地區以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為后盾，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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