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宋代設立的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么(中國古代宋朝金融發展史)

中有的“資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形勢逼迫著交子必須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時擔任益州轉運使的薛田、張若谷上奏朝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益州交子務在成都設立，次年開始發行交子，自此交子作為官方法定的貨幣正式發行流通，此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為1貫到10貫，共10種。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起改為5貫和10貫兩種。

交子還有一個別稱，叫做“楮幣”或“楮券”。據《宋史》載：“蜀用鐵錢，以其艱于轉移，故權以楮券。”這是因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紙，一種用楮樹皮為材料制造的紙張，而成都造紙業發達，楮紙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戴蒙知綿州，又請求朝廷“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交子的印制過程。

南宋的會子

會子原產生于北宋，有寄附會子、鉛錫會子、錢會子、合同會子等多種，這里的“會”是兌、取之意，因此會子是一種有價證券或領取錢物的憑證，并非紙幣。南宋初，都城臨安民間也自發產生了便錢會子，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錢端禮知臨安府，“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于城內外與銅錢并行……東南用會子自此始”。自此，會子的發行權收歸政府，會子作為南宋紙幣正式誕生。后錢端禮任戶部侍郎，會子由戶部接辦。紹興三十一年（1162年），設立“行在會子務”（后更名為“行在會子庫”。行在，天子所在之地）發行會子，有1貫、2貫、3貫三種，后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會子。因發行機關為行在會子務、會子庫，故會子稱“行在會子”，又因為主要在東南流通，故又稱“東南會子”。乾道四年（1168年），會子立界限額發行，“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緡為額”。

會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萬緡銅錢作準備金，會子幣值堅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戰，軍費開支不斷增加，加上開始不設界發行兌換，發行額大增，會子一度貶值，對此辛棄疾曾上疏：“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議和后，朝廷進行整頓，孝宗年間，定三年為一界，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隨界以新換舊﹐會子的幣值一直穩定。光宗紹熙年間以后，為籌措軍費，會子發行量猛增，會子不斷貶值。到理宗末年，惡性通脹愈演愈烈，兩百貫會子買不了一雙草鞋，幾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貨幣體系全面崩潰。對此，學者許衡曾批評說“無義為甚”。學者高斯得也說：“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茍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

南宋的會子還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廣會子、兩淮會子、銀會子、鐵錢會子等。理宗寶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錢引為四川會子，直至宋亡。

錢引與關子

紙幣的發行量是有限度的，過度發行必然引發通貨膨脹，紙幣貶值。最初交子發行，以兩年為一界，界滿換發新交子，幣值穩定。王安石變法后，貨幣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邊境軍需開支，加劇了北宋錢荒。政府一方面增鑄銅錢，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開始，交子兩界并行流通。哲宗紹圣年間，交子“每歲書放亦無定數”，政府對于交子的發行已經開始失控。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發行42界交子，發行量有兩萬四百多萬貫，相當于仁宗天圣年間的20多倍，交子陷于惡性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令諸路更用錢引……時錢引通行諸路”。大觀元年（1107年），“詔改四川交子為錢引”。由于發行隨意，錢引繼續貶值。南宋時，錢引繼續流通，仍以兩年為一界（后改為三年一界），發行量也繼續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踴貴，遂至事無可為”。交子與錢引淪為政府攫取社會財富、彌補巨額財政赤字的工具，其結果必然是貨幣體系的全面崩潰。

南宋時期，還有一種稱為“關子”（后稱“見錢關子”）的紙幣，最初由戶部于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發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華）屯兵，需運軍費，而都城臨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于是詔令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榷貨務請錢……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關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貨務兌換現錢，這實際上是一種官營匯兌。關子發行后，因為準備金充足，并可以隨時兌現，所以信譽較高。紹興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間“依見緡用”（緡：1000文銅錢穿成一串叫1緡），關子遂成為紙幣。后來還發行有“銅錢關子”“金銀關子”以及湖廣關子、淮西關子、隨州關子等。

為保證關子的信用，紹興六年（1136年），朝廷規定關子“聽民間從便使用，即不得輒有減落。如有妄說事端、賤價兌買之人，主賞錢五百貫，許諸邑人陳告，其犯人取旨從重斷罪”。詔令關子不許私自貶值、賤價收兌，以保護關子作為貨幣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財政困難，賈似道當權，乘理宗病危之機，發行金銀見錢關子，物價急劇上漲。南宋亡后，關子與會子皆成為歷史。

宋代的金融(下)

鄧高峰

兩宋金融機構

今天的金融機構，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為銀行和非銀行（如保險、證券、信托等）兩種。以此參照，在宋代的金融機構體系中，交子務、會子務可分別稱為北宋和南宋的“銀行”。因為如前所述，交子務是北宋掌管紙幣印刷、發行事務的機關，會子務（會子庫）則掌管南宋紙幣的印刷、發行。除此之外，兩宋的其他金融機構主要還有：

1.便錢務：宋代朝廷為了增加京師的銅錢儲量以及滿足市場的大量需求，根據唐代飛錢辦法，實行便換，稱為便錢。太祖開寶三年（970年），京師設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至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赍券至，當日給付，不得住滯，違者科罰”。也就是說，商人把錢納入左藏庫，得到取款憑證“券”，然后到經商的州縣領錢，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證。這里的券相當于現在的定額支票。商人攜帶這種“支票”免去了攜帶大量現金進行交易的麻煩，因此便換制度促進了經濟發展。

2.榷貨務：我國自古以來，多數朝代都實行禁榷制度，政府對重要商品如鹽、鐵、酒、茶、香料等實行壟斷經營。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軍、冗費）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強化。作為宋代的財經和金融機構，榷貨務最早設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師和地方均有設立。除了在專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榷貨務還承擔了不少金融職能，概而言之有便錢，即現金匯兌。如景德三年（1006年），詔令：“客旅見錢往州軍使用者，止約赴榷貨務便納，不得私下便換。”這是榷貨務經營便錢的最早記載。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在貨幣的兌換與回籠方面，徽宗時期，錢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須到榷貨務買鈔所兌換錢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間，榷貨務又承擔了回籠紙幣會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購糧草上，榷貨務還負責撥款給地方政府，或者兌付地方政府為賒買糧草所發的信用證券。熙寧三年（1070年），“河北緣邊，歲于榷貨務給緡(

錢) 三二百萬，以供便糴”。熙寧四年（1071年），“詔給榷貨務封樁銀十二萬七千兩、絹萬七千匹，赴陜西轉運司糴軍儲”。

3.市易司（務）：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變法之一）頒布實施，據此東京設都市易司，后在一些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或市易務：“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愿以易官物者聽。”市易務貸款商賈平價收購市上滯銷的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年息兩分，可見其主要職責是平抑物價、以通貨財，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務也可召人抵當借錢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廢，紹圣四年（1097年）復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廢。

4.質庫：作為以財物作質押而進行借貸融資的一種方式，典當業也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兩宋城市尤其是東京和臨安，商品經濟發達，融資活躍，因而典當業十分紅火，官、民和寺院典當并行，并逐漸向專營發展。質庫就是從事典當業、進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機構。民營質庫又稱“解庫”“典庫”，寺院開辦的質庫叫“長生庫”。《清明上河圖》中有一家懸掛“解”字招牌的店鋪即是典當鋪。《東京夢華錄》有“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的記載。南宋時民營質庫更加普遍，都城臨安“府第富豪之家質庫，城內外不下數十處，收解以千萬計”。官營質庫叫抵當所（抵當庫），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設立于京師，元豐七年（1084年）推行于諸路，屬官營借貸機構，主要職責是“掌以官錢聽民質取而濟其緩急”，也即是經營抵押貸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業銀行的性質。王安石變法中的兩個關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規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產和其他貴重財產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兩分，過期不贖納利息，每月罰錢2%。后者規定，每年春天，農民可用秋收作保證，向政府借款，利率兩分，期限半年，秋收后歸還。

5.金銀彩帛鋪：北宋東京有一條集中經營金銀、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南通一巷，謂之‘界身’，并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條巷子，“界身”是這條街巷的名字。這是個什么地方？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這是個怎樣的地方？“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這里的交易規模怎樣？“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據此可以說，這里是北宋東京的金融一條街。因為北宋時期，金銀和彩帛都是價值的代表。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詔令：“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10萬。”至于彩帛（彩色絲織品），與銀一樣，是北宋朝廷輸遼、西夏的重要物資。

6.交引鋪：交引是官府發給商人的商貿憑證，由交引庫負責印發、收納。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經營茶、鹽等，都需要先付出糧草或現錢，領取交引，再憑交引兌取現錢或政府專賣貨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饋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鹽交引、見錢交引多種，交引也成為一種有價證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將它賣出，于是買賣交引的店鋪即交引鋪就應運而生了，其盈利當然來自于交引買賣的差價。南宋還誕生了金銀交引鋪，又稱“金銀鹽鈔引交易鋪”“金銀鈔引交易鋪”。據《夢粱錄》載，南宋都城臨安，“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由于交引買賣屬大宗交易，交引經營者財力雄厚，所以交引鋪里往往“前列金銀器皿及見錢，謂之看垛錢”。官巷南街可以說是南宋臨安的金融一條街。

7.檢校庫：這里的“檢校”是官府為遺孤查核、登記、保管財產，因而檢校庫就是代管戶絕沒官財產和官員的孤幼應獲得的父母遺產，其收益供被檢校戶的孤幼享用，類似于今天的信托機構。仁宗時期，朝廷專門在開封府設立檢校庫，到神宗時，檢校庫又以所保管的遺孤資產進行放貸，允許百姓從檢校庫貸款，所得利息收入用來補貼遺孤生活，于是檢校庫就有了融資的功能。

影響與教訓

兩宋時期，官方金融與民間金融共同發展，金融業務多種多樣，信用工具不斷創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幣制的整頓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五代十國以來貨幣割據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紙幣的產生及其流通解決了銅錢的短缺和鐵錢的不便，加上貨幣的兌換、信貸業務的推行，這無疑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借貸、抵押、檢校等業務的開展緩解了百姓的用錢難題，保證了生產的進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進了社會優撫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各種金融票據的發行和紙幣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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