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宋代海外貿易設置的機構(宋朝的外交機構)

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治的進一步鞏固，統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宋代政府為發展海外貿易采取了哪些措施

措施：

一.大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

二.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

三.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原因與發展：

由于西夏的興起,中原通往西域的中外商路受阻.商業的繁榮和經濟重心的南移,促使宋朝政府重視并鼓勵海外貿易.大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

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這條以中國泉州為起點,可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宋朝商業繁榮海外廣州杭州等地設置了 機構管理

這個管理機構就是市舶司，起始于唐代，唐宋元明都有，相當于現在的海關。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于廣州﹐以后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

除廣州市舶司外﹐其余幾處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廢。三年﹐宋政府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設市舶務。南宋建炎二年(1128)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從此﹐又恢復了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處市舶司并存的局面。干道二年(1166)﹐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罷兩浙路市舶司后﹐原屬兩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機構只稱“場”或“務”。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

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后又專設提舉官。南宋時﹐各處市舶司曾一度并歸轉運司﹐或由提點刑獄司﹑提舉茶事司兼管﹐但為時不長。兩浙路各處市舶務的“抽解職事”由地方官負責。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仍設“提舉市舶”一職。

宋代沒有關于市舶制度的統一﹑完整的規定﹐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公憑(公據﹑公驗)﹐即出海許可證﹔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閱實”回港船舶﹔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后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公憑﹐才許運銷他處。 主持祈風祭海。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四十二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不過一千萬緡﹐市舶收入即達一百五十萬緡。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興國二年(977)﹐初置香藥榷易署﹐當年獲利三十萬緡。

宋代的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所造海舶載重量可達五千石(三百噸)。北宋后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于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十個國以上﹐進出口貨物在四百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制品等。

宋王朝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南宋時期更是如此。對市舶司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往往給予獎勵﹐對營私舞弊的行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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