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研究國際貿易地理方向和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分別有什么作用)

176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詔罷各處鐵冶，全民得自采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從此，民營鐵冶在山西日益發展起來，鐵產量大幅度上升。天順年間（1457——1464），陽城“每年課鐵不下五六十萬斤”。按上述明代鐵課“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稅率計算，則陽城縣年產鐵750—900 萬斤，如再加上其他縣的民營鐵冶產量，則山西民營鐵冶產量在當時應列“世界第一”。

山西潞安府在明清時期是北方絲綢業中心，這里出產的潞綢，以質地精美聞名于世。潞綢機戶分布在長治、高平、潞州。這些機戶并不赴府當班，而是在當地分造交納，再由當地政府派員解送赴京，向工部交納。由于潞綢機戶為居民散處，分頭織造，他們在勞動時間的掌握上比輪班匠和住坐匠有較多自由，除完成了供織造外，有條件從事家庭紡織，潞綢生產就由上供生產范圍擴大到一般商品生產。后來由于產品品質好，受到市場的歡迎，產量日增，上供數量在產量比例上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為市場生產的商品躍居首位。到嘉靖、萬歷時，這種商品化成都發展尤為迅速，萬歷時達到高峰，成為全國及邊貿中的暢銷品。明人郭子章說：“潞城機杼斗巧，織作純麗，衣被天下。”順治《潞安府志》載，明代潞綢，除“貢篚互市外，舟車輻輳者傳輸于省直，流衍于外夷，號稱利藪”。

經濟評價：

由此可見，邊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必需品稀缺，而邊內中原地區由于商品經濟發達，而具備了多種物產的供給能力，這種經濟上的互補性，恰是游牧民族單一經濟與農耕民族商品經濟的互補。因而，明清時期對蒙、俄邊貿迅速發展。此外，漢族地區所需牛馬（特別是軍馬）及皮毛，也一向依賴邊外地區民族供給。地區之間物質生產的差異所形成的經濟聯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明清晉商對外貿易伙伴的選擇也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偏向西北邊塞地區。 對外貿易的產生來源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的進步，社會進步的根本是人口活動的直接結果。人口是文化中最活躍、最豐富的載體，更是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參與者。

山西北部與西部正好位于中國經濟區域中農牧業分界線上，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消長對山西地區的發展及人口變遷影響甚大。尤其是明清時期，山西人口大量外遷，為山西商人的發展提供了聯姻帶。

明中央政權建立不久，就傾全國之財力筑長城，設九邊以御蒙古。然而，由于單一的游牧經濟不能滿足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為了盡快捷地解決供需嚴重不平衡的問題，邊外民族經常南侵掠奪，而人口是蒙古人南下掠奪的重要目標。山西地接塞外，是邊外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因而成為被掠奪的重點。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巡按直隸御史毛鵬霞勘“三十二年七月至八月虜寇宣大，凡屠戮墩堡二十五座，殺傷軍民及陣亡者幾三千人。被擄者一千七百余人。”

隆慶元年十月庚戊，山西巡按御史王漸奏邊臣失事罪狀言：“…自虜入犯距出邊之日，縱橫蹂賤已逾三旬，劫掠傷殘者追將千里，中間攻陷燒毀殺擄者，何啻數萬計。”

據安介生粗略估計“俺達封貢”前，塞外蒙古部眾前后擄掠山西居民至少50萬人左右。但我們也看到，在大批山西平民被擄往塞北的同時，也有不少山西人自愿進入漠北地區，“板升”農業區域的出現是兩類山西移民的共同努力的結果。

《明世宗實錄》卷四八六載：“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而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余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白馨等居之，筑城建設，構宮殿甚宏麗，開糧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

在“俺達封貢”后南北和睦，邊庭寧謐的氣氛中，臨邊漢民投往塞外的勢頭進一步加劇。據明朝官員的講法，至萬歷年間，“板升”漢人已至少有10萬之眾。

社會評價：

總之，無論是被擄往塞北的山西平民，還是自愿北上的“板升”，其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塞外廣大的地區，居住著大量的山西移民。這些山西移民在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化上仍保留著家鄉的傳統，這就為晉人在塞外經商創造了便利條件，進而為后來晉商的崛起和發展提供了人和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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