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表明,一國保持對外貿易的順差(保護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當代保護貿易理論

當代保護貿易理論也稱新貿易保護主義。1974- 1975 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了危機感, 同時, 發展中國家紛紛聯合起來要求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 新貿易保護主義誕生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不僅是本國正在衰落的傳統壟斷產業,如紡織業等; 還包括本國已經高度發達且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如金融業等。保護范圍也不僅擴大到貨物貿易的一切領域, 而且擴大到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領域。新貿易保護主義以非關稅措施為主要手段, 而且非關稅措施中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環境壁壘不斷增加, 通過采用苛刻的技術和環保標準來達到限制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的目的。

提出新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主要是英美經濟學家。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英國劍橋經濟政策團體(CEPG) 的主要代表人物高德萊(Wynne Godley)所提出的保護貿易理論模型。高德萊認為, 從一國宏觀角度來看, 國際貿易業績對于總需求和就業不僅具有關鍵作用, 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一種貿易理論是自由貿易主義還是保護貿易主義, 而在于它能否有效地說明對外貿易與宏觀經濟因素相互間的關系。為此, 他運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他的保護貿易理論模型,具體如下: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 國民收入為:

Y= G+ △S + PE + X - M其中, Y———國民收入; G———政府支出; ⊿S ———存貨變量; PE ———私人支出(包括個人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 ; X ———出口; M ———進口。

等式兩邊同時減去稅收T 得到下式:G- T = ( Y- T - △S - PE) + (M - X)其中, T 和M 與Y的關系可分別表示為: T =t Y; M = mY。其中, t ———稅率;m ———邊際進口傾向。所以, 一國國民收入的決定和該國的相關經濟變量的相互關系可表示為:

Y= ( G+ X) / (t + m)

如果一國財政收支平衡( G= T) 和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平衡(X = M) , 那么, 國民收入決定就為:Y = G/ t = X/ m。它表明了國際收支狀況對一國國民收入的重要作用。

所以高德萊認為, 實施“獎出限入”政策, 促使出口擴張, 保持貿易順差, 直接關系到一國國民收入的提高和充分就業的實現。因此當X/ m 太低,以致不能保證充分就業時, 要在短期內迅速提高生產以增加出口是相當困難的, 快速有效的方法是實施緊急進口限制措施。他認為, 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將推動出口規模的擴大, 從而導致國內生產的擴張, 從而形成較多的稅收; 財政收入的增加使政府

有可能增加公共投資, 或采取關稅政策刺激私人投資增加, 其結果都會提高就業水平。新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為資本主義國家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提供對策, 體現了較多的實用主義,迎合了當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在

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直至90 年代, 非關稅壁壘代替關稅壁壘成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這與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強化貿易限制是緊密相關的。但是, 歸根結底, 它是為發達國家擺脫“滯脹”困境, 轉嫁經濟危機服務的。它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 使南北矛盾更加突出。

5 、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保護貿易理論

二次大戰以后, 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這些國家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發展本國經濟, 實現經濟上的獨立。但是,由于在經濟上長期依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又形成了發達國家處于有利地位而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的貿易格局, 新獨立的國家迫切需要保護貿易, 改變貿易條件惡化的狀況, 以扭轉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在這種背景下, 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保護貿易理論出現了。該理論以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為代表。他提出的以“中心- 外圍”理論為核心、以“貿易條件惡化論”和“收入轉移論”為基礎的保護貿易理論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普雷維什首先對國際經濟體系進行了結構性分析, 提出由發達國家構成的中心體系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外圍體系, 是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下世界的兩大體系。中心體系的工業國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居主導地位, 外圍體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主要從事初級品生產并被工業中心國所控制和剝削, 造成外圍國經濟困難重重發展緩慢。

普雷維什認為, 要打破“中心- 外圍”的既定格局, 外圍國家就必須實現本國的工業化, 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為此, 外圍國需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 既要采用傳統的關稅手段, 也要采用外匯管制、進口配額等非關稅手段。在工業化發展的出口替代階段, 還要實行有選擇的出口補貼政策等。他認為采用這些貿易保護政策對外圍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限制進口的保護關稅可以削弱外國商品的競爭能力, 也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 可以開辟新產業, 吸納技術進步所產生的剩余勞動力和解決原料產品部門的隱蔽失業; 使原料產品出口和進口替代并舉, 可以有效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 限制進口措施還可以減少外匯支出, 改

善國際收支狀況。

普雷維什同時強調,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保護政策是有節制的、有選擇的。它只不過是用來糾正初級品和制成品需求收入彈性差異的, 并不是阻礙貿易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保護措施則是為了擴大和加劇這種需求收入彈性差異, 結果會降低世界貿易增長速度, 最終對發達國家自身也不利。普雷維什的保護貿易理論是對有關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開拓性研究, 第一次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初步揭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關系不平等的本質, 提出了實行保護貿易政策, 走發展本國工業化的道路, 打破傳統國際分工體系,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一系列理論政策主張, 極大地推動了20 世紀60 年代后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但是,“中心- 外圍”理論否認市場機制, 也沒有從根本上揭示以“比較成本說”為核心的自由貿易理論是如何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該理論還導致了“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產生,但是戰后發展中國家實施“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結果卻并不理想。

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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