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對外貿易量便于歷史比較(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為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

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15世紀至17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階段

15世紀至17世紀的歐洲正處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海外貿易的范圍空前擴大，西歐對亞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奪，使大量金銀流入西歐，促進了商品貨幣經濟的蓬勃發展，社會財富的重心由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轉向金銀貨幣。與此相適應，產生了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

早期的重商主義被稱為重金主義，即絕對禁止貴金屬外流。為此，當時執行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禁止貨幣出口，由國家壟斷全部貨幣貿易，外國人來本國進行貿易時，必須將其銷售貨物所得的全部款項，用于購買本國貨物。晚期的重商主義也稱貿易差額論，認為：“一動不動地放在錢柜里的資本是死的，而流通的資本卻會不斷增值”所以，對貨幣不應過分加以限制。于是管理金銀進出口的政策變為管制貨物的進出口，力圖通過獎出限入，保證貿易出超，達到金銀流入的目的。

重商主義思想的傳播使保護貿易政策在西歐得到普遍推行。對加速這一時期的資本原始積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二）18世紀至19世紀貿易政策與保護貿易政策并存階段

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取消對進出口商品和服務的限制及障礙，取消對本國進出口商品和服務、企業的各種優惠與特權，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竟爭。而保護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廣泛利用各種法規與措施，限制外國商品與服務的進口，鼓勵本國商品與服務的出口，以保護本國市場受外國商品與服務的競爭。

18世紀7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使生產力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建立，1820年英國工業生產在全球工業生產中所占比例已達50%，因此，新興工業資產階級需要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以銷售其工業產品。而各國重商主義的保護貿易政策則阻礙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妨礙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實現，因此，工業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實行貿易政策。于是出現了以古典經濟學派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貿易學說。

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說”奠定了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它是以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為依據的，主張從絕對利益出發。把國內分工擴大到國際分工，每個國家只發展那些具有絕對優勢條件的工業，并用這些優勢工業的產品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換，而不必發展那些不具備優勢條件的工業。但這種理論在英國產業革命后，也不能適應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國外市場的需要，因此，繼亞當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又提出了“比較利益說”。他認為：由于各個國家在生產商品上的優勢地位不同，不利程度也不同，因此，每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各種商品，而應集中力量生產那些有利程度較大或不利程度較小的商品，即“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然后通過對外貿易進行交換，這樣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能流動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增加，這種交易對各方都有利。

在同一歷史時期，當產業革命在英、法等國深入發展時，歐洲其他國家和美洲的經濟并不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尚處于萌芽狀態的一些國家的工業資產階級則需求政府保護其幼稚工業，實行貿易保護，減少外國商品進口，以保護本國成長中的資本主義工業。于是形成了與貿易學說相對立的以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為代表的保護貿易學說。

美國第一項財長漢密爾頓主張保護貿易的依據是：新的工業在早期的發展中效率不高，不能和經驗豐富的外國生產商進行競爭，而需要用關稅壁壘進行保護，知道效率提高到可以在免稅基礎上與外國同類商品進行競爭的水平。因此，當時的貿易理論不適用于美國，因為英美兩國經濟情況不同，不能在平等基礎上進行貿易，美國如實行貿易政策，將會嚴重損害其經濟。漢密爾頓的保護貿易主張對美國經濟發展以及美國的產業革命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美國以后的貿易政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李斯特認為，當一國工業尚無力和外國競爭的時候，如果實行貿易政策，則該國必然會因工業被擠跨而導致滅亡，一國應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確定自己的外貿政策，而不應固定不變。他認為，國家的富強不在于現有財富的多少，而在于將來能創造多少財富，而能創造財富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

（三）一戰至二戰期間的超保護貿易政策階段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經濟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竟爭的資本主義完成了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壟斷代替了競爭，到20世紀20年代初，隨著市場矛盾的尖銳化，壟斷資本主義不僅要求壟斷國內市場，也要求壟斷國外市場，因此，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積極干預對外貿易，不同程度地提高關稅、實行外匯限制、進口數量限制、鼓勵出口，即實行以保護壟斷資本利益為目的的外貿政策。

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基本特點：即保護本國幼稚工業，也保護國內高度發展的工業或夕陽工業。保護的目的不再是培養競爭的能力，而是鞏固和加強對國內外市場的壟斷，在壟斷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對國外市場進行進攻性擴張；保護的措施多樣化，既有關稅措施，也有名目繁多的非關稅措施。

（四）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貿易化與新貿易保護抬頭階段

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化”的口號下，加強相互市場的滲透。首先是美國為打入西歐和日本市場提出了“貿易化”，接著西歐各國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開始搞“貿易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普遍地降低關稅、減少進口數量限制、放松外匯管制。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經濟危機嚴重，市場問題日益尖銳，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超保護貿易政策又重新抬頭。主要表現為：1對工業產品保護程度降低，但對農產品的保護程度提高；2非關稅壁壘在新增保護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3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貿易保護政策和措施中的作用大大加強。

（五）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至今的協調貿易政策階段

協調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對內制定一系列的貿易政策、法規，加強對外貿易有秩序、健康發展的管理；對外通過談判簽定雙邊、區域及多邊貿易條約或協定，協調與其他貿易伙伴在經濟貿易方面的權利與義務。

20世紀80年代前，美國曾長期主張無條件的貿易。然而當進口迅速增長，美國公司第一次在國內面臨激烈的外國競爭時，尤其是進入20實際80年代中后期，美國貿易地位迅速衰落，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其貿易政策和尋找新的理論依據。1980-1988間，美國占世界進口份額從13%迅速增長到16%，而出口則在11%左右徘徊，結果導致美國經常項目從1980年的20億美元順差變為1988年的1200億美元逆差，同期，歐洲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現象。于是美國和歐洲市場的保護要求暴發，于是新的貿易理論——協調貿易理論應運而生。

協調貿易理論認為：政府國內尋求的是本國國民福利，而不是世界或外國消費者、生產者福利的最大化。政府的干預能幫助國內企業獲得可能會被外國企業搶占的利潤。如果政府政策有利于國內企業貸款以增加生產設施，外國企業的擴張就會受到阻礙，結果便是國內企業的利潤和市場份額增加。同時，由于政府干預往往是基于對國內企業和政府的相對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實行的，因此這種干預也將迫使外國政府開放受保護的市場，進而實現貿易的目標。在這一理論的支持下，發達國家的外貿政策呈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1）保護措施是針對某些進口商實施的限制性措施，這些措施之間可以是互不關聯的，形式和內容也有不確定的特點，往往是一些臨時性的保護措施。而保護貿易措施本身已制度化即隨著政府管理貿易活動的加強而不斷充實和調整。并且這些措施彼此相互配合，具有綜合性、系列化優點，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管理貿易體系。

（2）管理貿易的法律已由原來的單一的法律發展成為以對外貿易法規為中心，與其他方面的國內法規相配合的統一整體。管理外貿法律的整體化主要表現在涉及范圍廣并且有一定的彈性，如西方國家用法律條款規定處理不同國家、地區和多邊貿易關系的準則以及進出口貿易的管理和控制、外匯管理、對外經濟援助、技術轉讓等多項內容。

（3）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推動了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貿易、投資的化。無論是歐洲的經濟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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