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對外貿易生產和發展的基礎是什么(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行業的出口競爭力，需要注意。

因此，中國應堅持到需要考慮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通過對話，磋商和談判的WTO規則和機構使用的多邊和雙邊渠道內的爭議。近年來，中國的擴張，市場的開放，保護知識產權產權，促進貿易平衡，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規范進出口秩序采取了許多措施，充分考慮到貿易伙伴的關注。通過協商不能解決爭議WTO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處理與貿易伙伴的貿易爭端，保持穩定的多邊貿易體系的有效緩解和解決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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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從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理論的爭論入手，分析了以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當前的對外貿易活動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要以國際競爭理論為基礎，大力發展產業內貿易，推動中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性發展。

中國，比較優勢理論，國際競爭理論，產業內貿易

關于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理論的爭論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上升，日益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投資、需求一起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三支重要力量。然而，探索出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理論思想顯得十分緊迫。在這一過程中，圍繞比較優勢理論能否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實踐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出現了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中國的對外貿易應該以亞當·斯密的地域分工學說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第二，指出亞當·斯密的地域分工學說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科學合理的成份，中國可以借鑒其中的“合理內核”，但并不主張把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第三，有人認為比較優勢理論長期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給這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如果也照搬照抄，中國必將長期處于國際分工中的劣勢地位，因此不應該借鑒比較優勢理論。

從理論的探索到形成共識是需要時間作為代價的，當人們對此莫衷一是，還沒有形成新的共識之前，比較優勢理論被經濟學界所默認。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發展迅猛，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人們更有理由相信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成功。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人們對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實踐深信不疑。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國的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明顯削弱，外貿出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趨緩，外貿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幅縮減，出口貿易的后勁嚴重不足等問題凸現。嚴峻的形勢又迫使經濟學界重新思考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有“比較利益陷阱”論和“國際競爭優勢”論。

“比較利益陷阱”理論的主要內容

該理論認為，比較利益理論是不能指導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基本理論的。因為比較利益結構的本質是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按照這種格局來進行分工的結果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雖然從理論上分析，勞動或資本密集型主要不是用產品本身來區分的，而是按照投入要素來區分的，但“比較成本”是相對于本國的產品進行比較的，它并不代表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世界市場就有競爭能力。所以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對外貿易雖然能獲得利益，但不能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而且在現階段，一個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主要取決于產業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中，如果單純根據資源稟賦來確定自己的國際貿易結構，企圖通過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來發展國內經濟，不僅不一定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還可能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即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它進一步強化了該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該理論的實質是要告訴人們不要靜止地看待比較利益理論，它并沒有完全否定比較利益的思想，而是要求人們應當動態地看待比較利益理論，并不能以此作為長期發展戰略。

“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主要內容

這里所指的“國際競爭優勢”是指一國在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要從全局的高度入手，根據一國范圍內可以調度的資源，并以最終在國際市場上確立本國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為目的的競爭能力。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競爭已不僅僅是單獨的企業行為，而是各個領域共同的力量才能實現。“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代表邁克爾·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形成，不僅僅是因為一國的比較優勢，更關鍵在于能否使主導產業具有優勢，優勢產業的建立有賴于提高生產效率，而提高生產效率的源泉在于企業是否具有創新機制。進一步說，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創新機制、企業的后天努力和進取精神。

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務在各國之間的交換，研究國際商品交換的原因、結果，以及相關的政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技術知識的國際傳遞。生產要素和技術知識一方面作為某種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作為要素投入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起著重要作用。國際貿易理論還研究經濟增長、技術變動與貿易的相互影響，從動態上分析國際貿易變動的原因與結果。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并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后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于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后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后，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于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量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于：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么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么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于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并不面臨什么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后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后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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