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州南沙國際貿易中心項目業主(「韭菜坪酒店代訂」2020年Q2廣州寫字樓市場回顧與展望)

新型國際貿易樞紐，這即將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對于很多國家來說，我們都會有很多的貿易往來，因此，南沙港積極打造新型國際貿易樞紐，那么這一措施將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有利于當地的外貿經濟的發展。我們都非常期待這一新型國際貿易樞紐帶給廣州的經濟發展利益，我們將會看到全新的新型國際貿易樞紐。

生活總會慢慢的教會我們成長。在社會生活當中，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努力打拼，讓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南沙港積極打造新型國際貿易樞紐，這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好處，這個新型國際貿易樞紐將擴大廣州外貿交易的范圍，促進外貿領域的發展。

試比較一下長三角和珠三角各自的優勢和不足以及各自發展前景

“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過度發展了，由此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中國太大了！每個地區都有很多的人口，超過一億人口的地區就很多，都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地區間的競爭是必然的。”

對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長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經濟競爭，東莞臺商協會副會長郭山輝做出了上述評論。東莞臺商協會是中國大陸會員最多的臺商協會。

郭山輝本人是做豪華家具生意的，在東莞建廠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歐美市場的家具生產商中，他的企業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內。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設立了分廠，并且有連根拔的跡象。由于他的遷移，當地與其生產相配套的七家臺資企業同他一起遷往上海。在那里，當地政府給了他幾十畝土地，讓他擴大生產規模。因為他的企業規模大，又是新來投資，因而每當他回那里，必有官員去機場迎接，并悉心探問一番。據介紹，在東莞投資的臺商，絕大多數都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建立了分廠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個辦事處。

曾因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而成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面臨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咄咄逼人的競爭。這種壓力可以從不久前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個“高度重視”上體現出來，其中一個就是：高度重視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迅猛發展的勢頭，并提出要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的確，如果考慮到珠江三角洲經濟對外向型經濟的高度依賴，那么外資北上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不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因為它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的未來。

當我們目睹世界五百強云集上海，臺灣電子業龍頭企業紛紛奔向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連珠江三角洲的臺商也蜂擁北上時，我們不能不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擔憂了。對珠江三角洲來說，確實有一個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礎上給自己重新定位的問題。

市場：沒有長三角遼闊

在談及為何去上海設立分廠而不在當地追加投資時，郭山輝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長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較靈活，優惠，而且政府不收費，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東莞這邊收得比較厲害。那邊招商很積極，政府服務好，統一窗口辦事，效率高。”

“就國內市場來講，如果要把規模做大，應該在華東、京津唐地區分別設廠。如果規模不夠大，還是呆在東莞。”

郭山輝的意見在臺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談的問題，不僅對于臺商有意義，也是任何外商決定投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面積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740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262.14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也高過珠江三角洲，這一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面，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現出過分依賴“香港因素”的特點，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區隔，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歷史上就不具有對內地的輻射性。改革開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見長，對市場的輻射和影響主要在國外而不是國內，因此它對中國經濟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出口大省這個角色上。這一點，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好相反。

再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于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這一地區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誘惑力的市場，自然是任何外來投資者絕對不能忽視的。事實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外商，絕大多數是奔著這個市場而來的。用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的話來說，“是為了內銷的目的。”

不過問題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區過去也是有過30%的內銷比例這一說法的，為何對外商沒有吸引力呢？

張漢文會長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內銷比例，但是實際上沒有人去碰內銷，萬一海關來查怎么辦呢？比例、數額不容易確認，這邊的海關太嚴了！”

張漢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過他生產的鞋屬于軍需品，供應美軍用的，在鞋類中屬于高科技。9·11事件后，別的臺商生意不景，唯獨他“風景這邊獨好”。他自己承認，他和他的家庭成員近來也到江蘇去投資了。一是在江陰投資了一個高科技生態農業項目，二是在無錫建了一家制衣廠。

張漢文說：“海關的問題，其實在全國的政策都一樣的，但是這邊的海關似乎特別嚴厲。”與此相比較，長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很重視臺商的這塊心病。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臺商去他們那里投資，他們來招商時，甚至專門帶當地海關關長一起前來。據了解，當初昆山組團來東莞招商時，隨團的當地海關關長就當面向當地臺商詳細解釋各種有關海關的政策法規，并向臺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國一樣，操作卻大有講究，商人當然是最現實，最會比較的了。

人力資源：遭遇制約

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素質不高，以及難以獲得大批優秀人才，是記者訪問中北上的臺商們一致的印象。

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說：“在珠江三角洲這邊人才的取得比較困難，高級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內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內地高校去預定大學畢業生。”協會副會長郭山輝也表示：這里的勞動力基本上是外來人口，大學的供應量不足。東莞城市過度發展，居住環境不好，造成高級人才不愿意來。

實際上，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僅是“外來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內地的農民，而在內地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說，東莞的工人相當一部分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其素質可想而知。當地一名港資玩具廠的設計工程師告訴記者：“這些工人怎么這樣遲鈍，怎么教都教不會！”而談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級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項。

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占全國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在校大學生、科研機構數及科技人員分別占全國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占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來看，1999年江蘇、浙江和上海市每百萬人口擁有高校1.13所，研究機構5.59所，每萬人擁有2.54個高校教師和30.37個在校大學生。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而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廣東省人事廳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負責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方面，目前廣東省做得遠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內地人才方面，近年來雖然通過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實際需要相比，仍然顯得不夠。而且在引進人才的實際操作中，存在著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現象：廣東一家高科技企業常年在當地一家大報上刊登人才招聘廣告，但是大批高級人才卻被拒之門外，原因何在呢？據該企業內部人士透露，這是企業以這種形式給自己做形象廣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時因為招聘廣告屬于分類廣告，收費反而便宜，可謂一舉兩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業在招聘人員時，動輒非碩士，博士學位不要，但人員招聘進來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員工作。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本身就說明，當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強。

人力資源對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制約不僅表現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質的低下：由于當地勞動力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省份的農民，因而勞動力的流動性極大，當地外資企業很難培養出一支穩定的熟練工人隊伍。特別嚴重的是，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社會勞動保險逐步強制推行，一些內地農民工為了獲得一部分保險賠償，動輒在各企業間隨意“跳槽”，造成外資企業蒙受損失，而長江三角洲的情況則截然相反。記者幾年前在浙江蕭山的一次采訪，可以很好地說明：為何外資企業寧肯支付高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長江三角洲投資。

那是一家港資企業，在這家企業進蕭山開發區之前，開發區管委會把有關規定對香港老板先講清楚：企業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資發放不能低于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二是勞動社會保險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開發區工會組織將努力協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產。香港老板一算，雖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貴了一些，但工人都是當地人，一律高中畢業，不少還是技校或職業學校畢業生，也值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請了一位原來擔任過村委書記的老先生擔任工會主席，從此勞資雙方和睦相處，工人也敬崗愛業，有的女工從十七八歲開始在工廠做起，一直到結婚，生子，仍然不離開這家工廠。相比之下，這種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絕少出現，而勞資糾紛不斷倒是成為珠江三角洲勞資關系的常態。兩地相比，人力資源環境誰更有吸引力，已是相當明白了。

政府服務：稍遜一籌

談起政府服務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過度發展”問題。

從城市管理來說，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一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務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后果。

作為廣東省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之一，任何一個外地人第一次到東莞時，一定會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亂感到驚訝，逆向行駛、沖紅燈比比皆是，摩托車滿街亂跑，車輛過后一地塵土。更有甚者，有時你滿街很難找到一個警察。張漢文對此分析說：“東莞的城市(管理人員)編制問題，治安、交通警察的編制沒有跟上東莞作為外來移民大市城市發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數定編制肯定是不妥當的。東莞外來人口已經達六七百萬，城市(管理人員)編制沒有跟上，警察編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隊來充數，而治安隊沒有經過正式訓練，素質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經人，結果帶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廣東省一家傳媒駐當地記者站站長評論說：“不是東莞當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編制就這樣多，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據張漢文反映：有些公安執行公務不講策略，有影響臺商經營的現象。“當有懷疑臺資廠有違法現象，還沒有證據，還在調查中，就一下子帶走好幾個人，都是工廠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廠停產。對于外銷企業來說，無法按時交貨的損失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張漢文介紹，東莞個別基層政府有違法行政的現象。“比如對工廠邊角廢料的處理問題，以往外資企業對自己工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邊角廢料，一般都是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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