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州13行統一經營對外貿易說明了什么(市舶司的主要任務是什么？)

利，殆非王者之體”，這終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諭而罷之”[5]。眾所周知，唐代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這時我國的手工業品暢銷中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地區。因仰慕中國先進文化和精湛的手工業品，同時也是為了滿足他們對于物質財富的追求，外國工商業者前來華者接踵而至。為了迎合唐代封建統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著進貢者的旗號，或隨同本國使節一同前來，在“進貢”的名義下進行貿易，既滿足了唐朝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心理，又成為外商掠取財富的一種捷徑，各得其滿足。歷史上對于外籍工商業者“啖之以利，勸令入朝”[6]的傳統，在唐代得到了繼承和進一步發揚。不管是哪一國的“使節”來唐，他們都要按慣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費優待；當他們返回時，唐政府一般由鴻臚寺、典客署主持歡送儀式，并贈與數量相當可觀的禮物。

唐太宗貞觀（727－649年）年間，西域諸國爭先恐后遣使向唐朝進貢。大臣魏征卻向太宗進言道：“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將其與外籍商人的前來直接聯想起來，真可謂一語破的。因為允許外籍商人在邊境地區進行民間自由貿易，這對于經濟的發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義的，當地居民會因此而獲得實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內的外籍使節前來“進貢”時，唐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支撐帝國的門面，送往迎來，安全保障，賞賜豐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帳而非經濟帳，這必是勞民傷財之舉。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稱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執政期間，“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8]，這除反映了唐代的國勢強盛以及進一步擴大了對外影響外，還似乎成為當時勞動人民的一種繁重負擔。唐玄宗時，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見，玄宗詩興大發，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照。[9]

字里行間，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心理。“王化遠昭照”，正是唐朝對外開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亂所致，客居在長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達4000戶，雖然他們中間有人定居已長達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從事商業等活動，但他們仍然被冠以“外國朝貢使者”，鴻臚寺每年僅以“朝貢使者”名義為其發放的錢幣就高達50萬緡。這無疑成為唐代國都長安工商業者的沉重負擔之一：這些“外國朝貢使者”“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時付值，長安市肆不勝其弊”[10]。唐代不算給以使節名義的外商的優厚賞賜，僅僅只是招待他們的糧食一項費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見，外商在唐版圖內得到的待遇是何等優（三）唐政府為外籍工商業者的活動提供一定的便利條件，外商活動所受限制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經下詔說，諸國船舶到達時，應委托當地長吏“依數交付價值”，即用合理的價錢換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監簡擇進內”，剩余部分才允許在民間自由買賣[12]。“依數交付價值”收購，是一種人為制訂的“官價”，它一般受市場供需行情的影響比較小，這對于外商來說，避免了因市場競爭劇烈而帶來的風險，是唐政府保護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時足額給外商付資以進行合理貿易，是有唐一代對外貿易所遵循的一個原則。這一方面的情況，還表現在唐政府對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斂外籍商人的關稅進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經有詔曰：

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船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為率稅。[13]

嶺南、福建以及揚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決策者特別關注，意味著海上交通成為外籍商人前來唐境內從事經營活動主要途徑之一，同時也意味著陸路絲綢之路的輝煌已經過去。按唐文宗詔令的規定，外商在唐版圖內可以自由從事商貿活動，這種貿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護，當地官吏不能對其肆意盤剝。唐最高統治者認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14]”，這正是其對于地方官吏嚴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這些措施的客觀效果是，在實際上加強了官府同市場尤其同國際市場的聯系。這樣一來，政府只有設置專門機構，才能適應這種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

唐代通過手工業管理機構——少府監下設的諸互市，來專門負責這一事務。按當時規定，諸互市的具體職掌是“監掌諸蕃交易”[15]。即由諸互市專門負責同外籍商人的貿易。正因為少府監具有如此的特殊職能，所以當外國船舶到達時，唐政府規定先由當地政府將貨物包買下來，“其官市物，送少府監簡擇進內”[16]。諸互市的出現，一方面說明了封建社會限制商品經濟的社會職能的加強，而這種職能的加強在當時是以限制民間貿易的發展（或保護官商的存在）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這也適應了唐代對外開放的客觀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對外籍工商者的活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條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內從事的經營活動，是一種較為安全且有厚利可圖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權

唐代的對外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主要有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兩種貿易途徑。陸路貿易歷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歷史的基礎上與邊境地區以及同中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的國際性貿易，這種貿易以唐代的國都長安為中心、以絲綢之路為紐帶而輻射進行的。限于篇幅，對于陸路絲綢之路的盛況在這里不再贅述。至于海上國際貿易，則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開元（713－741年）時設置了市舶使，專門執掌對外籍商人抽稅等事宜[1]。隨著海上國際貿易的日益興隆，市舶之利便成為唐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項比較可觀的內容。廣州因是海外工商業者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于是政府便在這里設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員“蕃頭”專門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業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業者來唐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外籍工商業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以及外籍人之間發生矛盾沖突在所難免，穩妥解決這些矛盾并化解沖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最后，唐政府創造性地實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類似今日的治外法權。

唐代法律明文規定：“諸外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條例，凡外籍人之間發生糾紛時，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為判斷曲直的法律依據，而是以當事人所屬的國家（或政權）的法律及風俗來處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當事人分屬不同國家（或政權）時，按上述規定又難以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則以唐代法律為判斷的依據，即“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4]。這樣既可以照顧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同時也緩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沖突，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這樣，也使外籍工商業者在唐代境內的經營活動，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護。正由于此，當外籍人觸犯唐代法律時，唐政府一般還是采取了比較克制、慎重的態度。下面的故事頗具典型性：

貞觀（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吏，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余請不問。”……俄果獲賊[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學者研究的“胡人漢化”或“漢人胡化”的趨勢[6]，以至于就連當時的人也難能從服裝上區別族別、國別，捉拿坊市肇事者成為十分棘手的難題，過問京師所有坊市內外籍人實屬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滿與騷動，甚至還會影響到他們來唐從事正常的商業貿易活動。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較謹慎的辦法，只是將搜捕范圍嚴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實證明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舉。唐政府的如此選擇，可謂用心良苦！在對待這些為數眾多的外籍工商業者時，唐政府一反視工商業者身份卑賤的傳統觀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顯高于本地工商業者。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外籍工商業者“入官買官、納銀求職”[7]者有之；一蹴即為舉國羨慕的進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結權貴，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見于史乘[9]。外籍工商業者所受如此優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們在唐版圖內的活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將政權及官學對外開放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史實是，外籍人來唐參與政權甚至躋身于高級官吏行列，在當時的人數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學家瞿曇羅曾經擔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晁衡），先于國子監就讀，后考取進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經先后擔任過司經局校書、左補闕、左散常侍、安南都護等職；唐代名將駱元光，以勇健多謀著稱，他曾任宮廷侍衛，后領兵駐守潼關，因軍功擢升為鎮國軍節度使，而這位戰功顯赫的戰將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彥升在長安考中進士后，曾經任淮南節度使高駢的幕僚；新羅人崔致遠18歲時便考中進士，并擔任過唐僖宗時的翰林學士等顯赫職務。這些是外籍人來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顯赫地位，對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對外籍工商業者的種種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優惠政策，在實際中確實達到了鼓勵外籍工商業者來唐統治范圍內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社會效果，在客觀上對促進了唐代經濟的繁榮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在政治上擴大了唐代的對外影響。這正是唐代的對外政策的成功之處。百度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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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公司

如何申辦進出口經營權

一、中國當前的外經貿企業主要有以下幾大類型：外貿公司(包括部委、省級外貿公司和地(市)縣級外貿公司)、生產企業、科研院所、商業物資企業和外經企業。按照進一步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要求，政府有關部門進一步放寬了外貿經營權的限制。在目前仍實行審批許可制度的情況下，加快賦予符合條件的生產企業、科研院所和其他(含私營企業）有實力的經濟實體進出口經營權。此外，按照WTO的規章，中國獲準“入世”后要在三年內完成從目前進出口經營權審批制向登記制的過渡。

二、外經貿企業審批手續

(一)生產企業

1．進一步核定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審批標準目前對生產企業自營進出口權的審批標準已有了新調整，只要國有大型(特大、大一、大二)生產企業提出申請，即可辦理批準手續。另外，對于產品技術密集的機電產品生產企業的審批標準調整為年出口供貨額50萬美元，其他行業的生產企業調整為年出口供貨額100萬美元。對已批準具有進出口權的生產企業集團，其成員企業如符合上述條件，可單獨申請進出口權。

具體審批和程序是：生產企業向所在省(市)外經貿委(廳)和經貿委(經委、計經委)提出申請，經其共同審查取得一致意見后上報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將按照國家經貿委的審查推薦名單，辦理批復手續。

2．適當擴大自營進出口企業的進出口經營范圍

(1)年自營出口1 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經批準，可成立獨立的有限責任進出口公司，經營與本企業產品配套的相關或同類商品的進出口業務。

(2)具備設計、生產(含組織生產)、出口大型成套設備條件的大型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經批準，可賦予與出口自產設備相關的工程承包權和設計、安裝、調試、操作等技術人員及售后眼務人員的外派勞務權。

3．對經濟特區內生產企業申請自薦進出口經營權試行自動登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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