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常州全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個突出的表現，不僅地主、官僚、商人放貸，就連皇帝、政府和軍隊也參預放高利貸的事業。據不完全統計，雍正、乾隆兩朝生息本銀大約有187萬余兩，而嘉道時期達到700余萬兩，增長了將近三倍[15]。民間典當業更是遍及城鄉。如嘉慶時期，陜西西安、鳳翔等五郡四十余州縣竟有質庫八百余座，每縣平均有20座[16]；珠江三角洲20個縣中有典押鋪1 381個，平均每縣近70個，其中南海縣就有347個[17]，可見其普遍。

民生凋敝問題是指普通民眾的普遍貧困和饑餓威脅。而此問題出現的宏觀原因就是社會經濟緩慢增長和社會人口的高速增長。

客觀地說，清代人口問題一直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為清代官方記載不準確，而因為不準確，所以大家各自提出一些差距懸殊的估計。僅據駱毅最近研究修正后的清代人口數字，1775年為26 558萬人，1795年為31 507萬人，1839年為3979萬人[19]。據張巖最近的研究推測，清代人口數字，1790年為2.8億人，1820年3.5億人[20]。而僅就此兩組修正后的數字來看，嘉慶年間人口大約增加了七八千萬人，也就是說有七八千萬人需要經濟的發展來加以維持生存。而且要知道，當時的社會以農為本的經濟結構，缺乏強有力的貿易調劑手段，主要依賴農業生產來養活龐大的人口。與此同時，人口增長本身也在侵蝕耕地，耕地的增加相對緩慢。如道光《河內縣志》就曾記載說：“十載以前耕犁之田，今為閭屋者不可勝數計。由九峰而迤左，村墟交錯者十余里。”[21]如果從一省乃至全國來考慮，其數量應相當可觀。因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壓力是巨大的[22]，區域性人口過剩問題是相當突出的。加之土地集中問題比較嚴重，“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23]。如江蘇無錫縣是“豪家巨族田連阡陌，盈千累萬”，江陰縣是“貧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貧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24]。“（湖廣）近日田之歸富戶者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25]。自然造成民生的艱難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貧困。

實際上，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出現“生齒日繁，田土仍舊，……雖遇豐年，米價亦不甚減”的情況。乾隆以后，由人口激增誘發的生計問題更為普遍。中原地區如《商水縣志》就說：“近年以來，十室九空，溫飽之家日漸消乏，大有之年尚多饑餒，一遇欠歲，流離載道，甚至作奸犯科，陷于刑戮”[26]。《溫縣志》也說：“惟是生齒日繁，艱于衣食”[27]。嘉慶以后，即使比較富庶的河南河內縣也出現了“歲多豐稔，而竭其地之所產，不足供土著之食”的問題[28]。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更是存在“地不加增，民鮮恒產，兼之歲不常豐，人益眾，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貴，公稅私租，十室九空”[29]的問題。黃景仁《院齋納涼雜成》（乾隆四十年，1775）說：“東南民易疲，豈任荒歉饑”[30]。陳沆《揚州城樓》（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說揚州“曾是綠楊千樹好，只今明月一分無。窮商日夜荒歌舞，樂歲東南困轉輸。道誼既輕功利重，臨風還憶董江都。”[31]富饒的東南地區尚且饑荒不斷，其它地區可想而知。

很赞哦!（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