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東興墾貿易有限公司(寧夏興墾牧業有限公司是國企嗎)

乃至進出口業務上。1904年張謇集資設立上海大達輪步公司和十六鋪碼頭。1920年又在九江路自建四層南通大廈，成為南通駐上海各項業務的中心。上海是南通的產品最主要輸出和轉運中心，上海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源源不斷的流向南通城。南通緊密依托上海，發展本地經濟。僅20多年，一座新興的工商業次中心城市、一座上海的衛星城在長三角北翼崛起。在當年日本人駒井德三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南通被稱為“江北一帶之首都。”

四、保護地方利益 謀求對外開放

在南通工業化興起之初，張謇著力于地方利益的保護，為本地產業發展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同時，他以“觀察世界之眼光”積極謀求對外合作。但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南通的開放難有大的突破。

1.以資源壟斷為目的地方專營

在南通經濟發展之初，張謇憑借權勢排斥外來勢力的進入。大生紗廠建廠初就從清政府獲得了10年的“專利”即地方專營權，在成功地阻止了朱幼鴻在啟海一帶的建廠企圖后，于1907年再次申請了20年“專利”；以后興辦的各企業均能享有此特殊待遇。張謇實行的是“土產土銷”產業政策，排斥外來勢力就是要對本地市場實現壟斷。他以上海九家紗廠惡性競爭的事例來論證實施地方壟斷的必要：“時乎買花則九家爭買，而價必抬高；時乎賣紗則九家爭賣，而價必賤落。……工人朝夕彼此，工價動輒居奇。”[10]66在工業化最初30多年時間里，南通有效地排斥外來政治和經濟勢力的介入，在相對封閉的空間里為企業謀得了厚利。然而，正是這種地方壟斷經營，使企業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失去了外來競爭的壓力，導致長期輕視企業科學管理和技術更新，不能積極地培育開拓外部市場。南通工業化因而基礎薄弱、張力不足。

2.維護主權前提下的對外開放

張謇在談到大生紗廠辦廠的動因時說：“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3]17他憂憤于地方資源和百姓生計被掠奪侵害，愛國精神和利源保護相結合的主權意識在張謇身上表現得異常強烈，他創辦的許多企業都規定股票不得出售或抵押給外國人。1911年底，民國臨時政府的財政陷入困境，孫中山、黃興秘密批準了漢冶萍煤鐵公司中日合資，以取得日本貸款。這方案在張謇看來是喪失主權、飲鴆止渴的辦法，他函勸孫、黃收回成命，后竟以此為由辭臨時政府實業總長不就。

但張謇產業思想并不封閉保守，他將中國的發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開放的姿態積極引進西方文明的成果。他說：“世界之潮流噴涌而至，同則存、獨則亡，通則勝、塞則敗”[5]291，“今日我國處列強競爭之時代，無論何種政策皆須由觀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當之手段，然后得與于競爭之會。”[5]169他的企業設備、實驗儀器均來自西方，外聘了一批專業人才來南通工作，全面仿效西方城市建設的理念。他于1903年東渡日本考察了70天，虛心學習日本各方面經驗。1905年他向清廷申請通州“自開商埠”，并于次年建立了江海關南通分關。他曾邀請杜威、李提摩太等西方知名人物來通考察、聽取意見。他多次組織本地及全國的商品參加世界博覽會，積極鼓勵對外貿易。1920年他將上海成立的南通繡品公司開到了美國紐約第五大街，次年又在上海成立新海貿易公司，從事進口業務。他先后計劃與美國、比利時等國設立航業公司，擬發展遠洋航運。在中國產業資本極其匱乏的現實面前，張謇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外資發展產業。他說“則振興之機，寧不賴外資之過渡？”[6]620他希望在維護主權、平等互利、審慎擇優的前提下利用外資，但在當時政治經濟條件下的對外合作尚難取得實效。

五、張謇產業思想的評析和認識

甲午海戰后，中國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機中。張謇深深憂患于國家的危亡、民生的苦痛，自幼飽受儒家經世哲學浸潤的他一生以天下為己任、投身于救國救民事業上。但他的政治主張多不被當局者采納，政治活動也經歷了一次次失敗，他深感：“中國政界亦無有為我發展之地者，為志在求一縣之自治。”[2]147于是他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紳士鄉土責任結合起來，以家鄉南通為基地去實踐他的理想。他希望以“地方自治”的方式，實現南通的社會改良和進步，并進而為中國的復興和進步提供一個成功的范式。

1.精英治理體制下的效能與隱患

在南通工業化的進程中形成了以張謇為首的精英治理體制。張謇以其社會聲望、經濟實力、文化感召和奉獻精神引領導南通人民邁向區域現代化的征程。這種體制排除了外來政治勢力的侵擾和內部的紛爭，確保了他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南通在短時間動員和集中所有資金、人力等社會資源，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和發展，一以貫之二十余載，最終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上世紀20年代初，南通的成就可謂舉世矚目，好評如潮。張謇自己也毫不謙虛地說：“南通縣者，固國家領土一千七百余縣之一，而省轄六十余縣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實業、教育、慈善、公益各種事業發達，部省調查之員，中外考查之士，目為模范縣。”[4]434－436

這種精英治理體制充滿了張謇個人的英雄主義色彩。張謇自恃個人的權威，寄望于少數精英的奮力和奉獻，卻始終忽視建立起有廣泛公眾參與管理體制，更無法改變當時主權淪喪、官場腐敗、軍閥混戰的社會現實，南通的產業運行系統存在著很大的不穩定、不可持續性。對此張謇晚年也不無擔憂地說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慮，在將來更不免人亡政息之憂。”[2]407這種過于依賴個人權威的體制誠然可以確保計劃實施的效能，卻也會導致決策失當難以預防和糾正。

2.救國理想主導下的“急進務廣”

張謇的產業思想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實現國富民強的堅強決心結合在一起，他的產業思想帶有較多的理想主義色彩，包含著一種要急切改變現狀的發展沖動。這種救國理想和發展沖動相結合意念使張謇對南通的經營不可能僅局限于經濟領域，而必然是全方位的。張謇發展產業的目的完全超越了產業本身，他說：“然則圖存救亡，舍教育無由，而非廣興實業，何所取資以為挹注”[1]515，他坦言“借各股東資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設一新世界雛型之志，以雪中國地方不能自治之恥。”[3]116

在救國理想和發展沖動主導下，張謇的產業發展思路至其晚年已顯現出冷靜思考和理性謀劃的不足。張孝若評論其父：“他認定凡自治國先進國應有的事，南通地方應該有，他就應該辦。他不問困難不困難，只問應有不應有。”[11]375大生企業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擴張就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樣，南通的社會建設全面鋪開，幾乎都要依靠大生紗廠的資金“挹注”，而這種“挹注”全憑張謇的意志，并無適應企業營運的合理規則。一旦市場有所波動，企業會輕易被連累以致拖垮。1922年中國棉紡織業發生行業性蕭條，大生企業集團很快陷入困境，最終被債權人接管，張謇由此失去了對企業的主導權。在分析經營失敗的原因時，張謇不得不承認：“南通實業，三五年來，因急進務廣而致牽擱。”[8]837這種救國理想引領下的“急進務廣”正是南通的事業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張謇的產業思想是在正確分析西方列強發展路徑和中國經濟社會現狀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使得他的思想領先于他所處的時代，并充滿了實踐性。在他的產業發展戰略的引領下，南通從一個落后的小縣城一躍而成為著名的新型工商業城市，并開啟了長三角北翼廣闊地區現代化的進程，在全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無法脫離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存在，張謇時代中國混亂、落后、黑暗的社會局面是今人難以想象的，所以我們應該完全能夠理解他救國情結主導下產業發展的非理性急進和現代企業管理經驗的不足，更應該由衷地贊嘆他思想的精明、深邃和超前。今天，南通正站在“建設長三角北翼經濟中心”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這與百年前的南通又何其相似。先賢張謇的偉大思想和實踐依然閃爍著時代的魅力和智慧的光華，仍是我們今天可以時時汲取和大力弘揚的寶貴財富。

碉樓在廣東哪個縣

碉樓在廣東哪個縣

1. 碉樓的起源和作用

碉樓，又稱“樓式堡”，是一種獨特的建筑形式，起源于中國沿海地區。其主要作用是為了防御海盜、保護居民和海上貿易。碉樓造型獨特，外觀堡壘式，內部以樓梯、房間、走廊等構成，具有防御功能和美觀性。

2. 廣東碉樓的分布和特點

廣東是中國碉樓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分布在汕頭、汕尾、揭陽、潮州等地。廣東的碉樓一般建于山坡或丘陵之巔，是海南島海上貿易的重要防御點。廣東碉樓的特點是造型多樣，樣式精美，不同的建筑風格和區域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獨特的建筑風格。

3. 揭陽市潮汕風情園的碉樓群

揭陽市潮汕風情園是廣東省重點文化旅游示范區，位于揭陽市揭東區，距離廣州市約350公里。潮汕風情園內建有數座碉樓，如新樓、滿樓、寶盈樓等。這些碉樓外貌精美、內飾高雅，展現了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精髓和特點。

4. 潮州市文化公園內的碉樓

潮州市文化公園位于廣東省潮州市湘橋區，是集休閑、娛樂、文化展覽等為一體的公園。公園內建有數座碉樓，如興墾樓、浮生樓、蓮花樓等。這些碉樓造型獨特、色彩斑斕，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筑和文化的精華。

5. 汕頭市內廟宇的碉樓

汕頭古跡眾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汕頭市內廟宇，這里建有多座碉樓，如東亭菩薩廟、南山開元寺等。這些碉樓建造時間較久，主要用于防御海盜，現在已成為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物。

6. 總結

廣東省作為中國碉樓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其碉樓造型獨特、結構精美，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風采。揭陽市潮汕風情園、潮州市文化公園和汕頭市內廟宇等都是廣東省碉樓分布密集、文化底蘊深厚的代表性景點，值得廣大游客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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