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院語料庫(中國外國語大學有哪些)

sh National Corpus)選取例證逾70000條，設置用法說明專欄500余處。據我們所知，本詞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授權在中國大陸編譯出版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英漢雙解詞典。 《新牛津》英語原版出版后，“被出版界譽為自1884年《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問世以來最重要的一部英語詞典”(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倫敦新華電，1998年8月15日)。陸谷孫先生在《新牛津》影印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序言中指出，“新版牛津卻是從當代英語的實際出發，對意群作了爬核和整理，義項大大精簡，實用性顯然大增，更便利了查閱；與此同時，新版牛津的釋文力求精練，措辭力求簡易”；對英語用法“既是如實寫真，又不走極端——這就是新版牛津編者對語詞所承載的價值觀的態度”。亞馬孫網站也作如是評論：“這部詞典之所以冠名‘新牛津’，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對傳統牛津方法的新突破(a new depar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xford approach)。此書非據原有的牛津詞典衍生而來，而是另起爐灶，重新編纂。該詞典沒有因襲歷史主義方法，相反，它著力揭示英語詞匯在當今時代的核心詞義(買粉絲re meanings)以及其他義項與核心詞義的關系。”

將大型英語原版詞典編譯成英漢雙解版，在雙語辭書界并不多見，這對我們是一次新的嘗試。在辭書電子化的今天，這種做法更顯得必要。其間，我們遇到很多理論與實踐上的問題。譬如，釋義是逐詞翻譯，還是提供對應詞?譯文是與原版詞典機械對照，還是作一定程度的編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我們試圖從讀者需求、雙語辭書編纂慣例、詞典的篇幅控制等角度綜合考慮，力求尋得一個平衡點，并據此制訂我們的編譯原則。質言之，這些原則大致包括：

釋義翻譯以提供漢語對應詞為主，對尚難以找到對應詞的詞匯則盡可能根據漢語規范給出一個臨時的對應詞，并輔以注釋。我們認為，漢語在吸收外語中的概念、名稱的時候，存在一個認同、消化及普及的過程，但這些概念、名稱最終能否融入漢語詞匯，則當由時間來見證。本詞典對涉及日常生活、語言文化、組織機構、宗教神話、人名、地名、歷史事件等方面的詞條除提供對應詞外，一般將釋義全部譯出作為注釋。對專業、技術詞匯通常只提供漢語對應詞。《新牛津》原版中有關動植物名詞條目多包括生物學分類說明，其中均附有拉丁語學名，考慮到一般讀者不易查到這些術語的漢譯，我們也請有關專家盡可能將這些學名譯成漢語；事實上，有部分物種名稱是首次在國內翻譯。鑒于本詞典的使用者多為中等以上英語水平的讀者，原版中的用法說明、百科知識說明、詞源說明等欄目不提供漢語譯文。對詞典中反復出現的公式化釋義的翻譯從簡，以能達意為目的，不求文字表述上的對應或英漢對照。

回顧整個編譯出版過程，我們自認為始終不敢有絲毫懈怠，力圖使《新牛津》英漢雙解版成為一個翻譯過關、體例統一規范的整體。但由于工程浩大，成書時間倉促，詞典中難免有疏誤等不盡如人意之處，懇請廣大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參加本詞典編譯、審校工作的人員來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出版單位，主要有上海外國語大學、廈門大學、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上海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等。所有參與本詞典編譯出版工作的人員都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心和合作精神。廈門大學吳建平教授、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姚乃強教授以及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李建波教授為本詞典的編譯、審校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莊智象教授自始至終關心、指導本項目的工作，并從政策、人力、財力諸方面給予堅定的支持，為本項目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切實的保障。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前總編輯汪義群教授在項目前期兼任項目負責人，對本詞典的總體設計及編譯、審校的組織實施起過重要的作用。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詞典出版部經理劉勇強先生與編輯周穎女士在項目實施期間同我社保持密切、坦誠有效的溝通，對提高詞典質量、加快出版進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和意見。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雙語詞典研究中心張柏然教授對本詞典給予很高的評價，并在出版之際欣然為本詞典作序。本詞典項目負責人兼責任編輯張春明先生與潘敏女士全程負責本項目的工作，在總體設計、人員組織、流程管理、質量監控以及編輯、審稿、校對諸方面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工作。本詞典出版統籌李琴女士積極配合本詞典項目組的工作，從排版、設計、印裝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為本詞典的及時出版起了很大作用。在本詞典的編譯出版過程中，還有諸多領導、專家、學者、同仁、朋友給予不同形式的關心、指導與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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