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東拓宇貿易有限公司(嘉慶年間社會政治與經濟狀況？)

九年之久的血腥鎮壓，白蓮教起義始得平息，而閩浙粵沿海的海盜勢力又起，粵東等地的天地會再次活躍，京畿地區的天理教等宗教活動頻發。更有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勢力環視南疆，蠢蠢欲動。總之，嘉慶一朝內部戰亂頻仍，外部危機已現，和乾隆全盛時期“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的情況相比較，已是今非昔比，是典型的王朝中衰時期。此時的清王朝至少面臨著如下幾方面的不利因素：經濟發展的遲緩與民生凋敝、吏治的全面腐敗、財政日趨崩潰、軍備嚴重廢弛、國際環境不斷惡化等諸多問題，而吏治腐敗和嚴重的民生問題無疑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經濟發展的遲緩與民生凋敝

從純粹經濟史學的角度來觀察，清代中期的社會經濟是有發展的，盡管發展比較緩慢。

從農業經濟的變化來看，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高產作物的推廣和集約化的耕作制度兩個方面。到十九世紀初，番薯、玉米、高粱已經成為廣大農業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居民的主要糧食作物。隨著高產作物的推廣，以及表現為精耕細作、復種制的集約化經營方式的普遍，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如康熙時蘇州，上歲畝產稻谷三四石，嘉慶時米麥合計畝產4.2石，即使中歲也有2.7石的收成，道光時畝產米麥4.5石。浙江嘉興，清初極豐之年，稻米畝產3石，而道光時一般年成畝產也在2.5到5石之間[①]。明清之際，湖廣洞庭湖和湘江沿岸地區畝產不過2石，而乾嘉時期，一般畝產也在2、3石，少數上等田地可達5、6石[②]。糧食的商品化也有較大的發展，典型的事例是“湖廣熟，天下足”代替了“蘇松熟，天下足”的傳統說法。湖廣農民自己依賴玉米、番薯等雜糧為生，而將稻米運銷江浙，臺灣的大米則源源不斷地運往福建。

經濟作物棉花、桑蠶、煙草、甘蔗、茶等也獲得較大的發展。棉花種植進一步推廣，產量進一步提高。到1840年，估計全國棉花總產量達到970余萬擔，其中商品棉有255萬余擔，占總產量的26％[③]。蠶桑業也有較大的發展，不僅陜西、貴州等邊遠省份開始養蠶，傳統的養蠶區如浙江、江蘇等地還出現了葉市，到道光時，太湖一帶有專門出售或購買三眠蠶的[④]。煙草業發展最快，出現幾大產煙區和集散市場。如山東青州府和兗州府就是著名的產煙區，它以濟寧為集散地；陜西漢中所產煙經漢水遠銷湖北，以致嘉慶時當地“郡城商賈所集，煙鋪十居其三四”[⑤]。其他如四川、甘肅等地也成為重要產煙地。

甘蔗在明代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等地，清代則四川、臺灣、江西、廣西、浙江等省也有較大的發展。茶是對外貿易的最大商品，在國內市場上也占據第四位，因而茶葉生產發展很快。鴉片戰爭前，全國茶田估計有520萬余畝，茶農130萬戶，年產量有260余萬擔，價值3 286萬余兩白銀。隨著農業、城市經濟、工商業的發展，糧食生產的商品化也有較大的發展。據估計，鴉片戰爭前，全國全國糧食總產量約為2 320億斤，商品糧245億斤，進入長距離運銷的糧食有54億斤，遠遠超過明代的15億斤[⑥]。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品和工礦業的發展。如棉紡織業，明清之際只有江蘇松江是中心，而到鴉片戰爭前，不僅江蘇如蘇州、常州、鎮江、太倉、松江，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等江南城市成為全國著名的棉布產區，就是華北地區，如河北的灤州、南宮、正定，河南的孟縣、正陽，山東的陵縣、定陶等，也成為知名的產區，其他如湖北漢陽、荊州，湖南巴陵，四川中江、綿陽等地所產棉布也很有名。據學者估計，鴉片戰爭前，僅江南地區年產布就在4 500萬匹以上，其中至少有4 000萬匹棉布進入長距離市場[⑦]。其他如絲織業、印刷業、制糖、造紙業、木材采伐、制鹽業、陶瓷、采礦、冶煉等都有較大的發展。如嘉慶時漢口有鐵行十三家，雇傭鐵匠5 000多人[⑧]，平均每家有近400人，可見規模已經不小。再如滇銅的生產，盡管乾嘉時期官營資本已經逐漸衰落，但商人支配的生產仍有相當規模，有些大廠甚至有七、八萬人的規模，小廠也有萬余人[⑨]。四川井鹽業，康熙時銷售額只有5 000余萬斤，而到嘉慶時期達到35 000余萬斤[⑩]。

商業資本也發展很快。明代有50萬兩的資本就算頭等的富豪了，而清代積累百萬兩已經是常見的現象，而有千萬兩資本的商人也不在少數，最富有的當屬鹽商和行商。乾嘉時期兩淮鹽商報效銀就有3 700多萬兩，潘啟官一人就捐150多萬兩。行商伍怡和有資本2 600萬元，潘正煒的資本甚至超過一億法郎[11]。

與經濟發展同步的是交通運輸業的進步。居于長江三角洲的上海是南北交通的航運樞紐。從北方的華北和東北運來小麥、大豆等糧食制品，南方的絲織品、茶葉、棉花、棉布等經這里運往北方，江蘇的棉織品，長江上游的大米等經上海轉銷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而此地的糖、茶、紙張、海產品等經上海轉銷長江流域。據說，到道光時上海有大小船只以千計。每條船一般需雇傭水手二三十人，如有四五十條船，就需雇傭上千水手[12]，可見其規模。湖北的漢口則是長江流域的最大交通樞紐，當時“商賈畢集，帆檣滿江”，以致一次大火就燒毀糧船百余只，其他客商船三四千只[13]。海外航運以廈門、廣州為主。據估計，嘉道之際，行駛東南亞的中國帆船就有近三百條，總噸位在85000余噸，是東印度公司航行中國船只噸位的四倍，有些大船載重可達12000擔[14]。

在清代金融經濟發展中，城鄉高利貸的興盛是一個突出的表現，不僅地主、官僚、商人放貸，就連皇帝、政府和軍隊也參預放高利貸的事業。據不完全統計，雍正、乾隆兩朝生息本銀大約有187萬余兩，而嘉道時期達到700余萬兩，增長了將近三倍[15]。民間典當業更是遍及城鄉。如嘉慶時期，陜西西安、鳳翔等五郡四十余州縣竟有質庫八百余座，每縣平均有20座[16]；珠江三角洲20個縣中有典押鋪1 381個，平均每縣近70個，其中南海縣就有347個[17]，可見其普遍。

民生凋敝問題是指普通民眾的普遍貧困和饑餓威脅。而此問題出現的宏觀原因就是社會經濟緩慢增長和社會人口的高速增長。

客觀地說，清代人口問題一直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為清代官方記載不準確，而因為不準確，所以大家各自提出一些差距懸殊的估計。僅據駱毅最近研究修正后的清代人口數字，1775年為26 558萬人，1795年為31 507萬人，1839年為3979萬人[19]。據張巖最近的研究推測，清代人口數字，1790年為2.8億人，1820年3.5億人[20]。而僅就此兩組修正后的數字來看，嘉慶年間人口大約增加了七八千萬人，也就是說有七八千萬人需要經濟的發展來加以維持生存。而且要知道，當時的社會以農為本的經濟結構，缺乏強有力的貿易調劑手段，主要依賴農業生產來養活龐大的人口。與此同時，人口增長本身也在侵蝕耕地，耕地的增加相對緩慢。如道光《河內縣志》就曾記載說：“十載以前耕犁之田，今為閭屋者不可勝數計。由九峰而迤左，村墟交錯者十余里。”[21]如果從一省乃至全國來考慮，其數量應相當可觀。因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壓力是巨大的[22]，區域性人口過剩問題是相當突出的。加之土地集中問題比較嚴重，“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23]。如江蘇無錫縣是“豪家巨族田連阡陌，盈千累萬”，江陰縣是“貧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貧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24]。“（湖廣）近日田之歸富戶者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25]。自然造成民生的艱難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貧困。

實際上，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出現“生齒日繁，田土仍舊，……雖遇豐年，米價亦不甚減”的情況。乾隆以后，由人口激增誘發的生計問題更為普遍。中原地區如《商水縣志》就說：“近年以來，十室九空，溫飽之家日漸消乏，大有之年尚多饑餒，一遇欠歲，流離載道，甚至作奸犯科，陷于刑戮”[26]。《溫縣志》也說：“惟是生齒日繁，艱于衣食”[27]。嘉慶以后，即使比較富庶的河南河內縣也出現了“歲多豐稔，而竭其地之所產，不足供土著之食”的問題[28]。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更是存在“地不加增，民鮮恒產，兼之歲不常豐，人益眾，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貴，公稅私租，十室九空”[29]的問題。黃景仁《院齋納涼雜成》（乾隆四十年，1775）說：“東南民易疲，豈任荒歉饑”[30]。陳沆《揚州城樓》（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說揚州“曾是綠楊千樹好，只今明月一分無。窮商日夜荒歌舞，樂歲東南困轉輸。道誼既輕功利重，臨風還憶董江都。”[31]富饒的東南地區尚且饑荒不斷，其它地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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