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廣州饑珠貿易有限公司(中國的屈辱歷史不少于30字)

運動雖然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但終究沒有能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這種狀況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后，就在政治綱領中明確地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打倒軍閥，統計表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并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國大陸上鏟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和長期戰亂、一盤散少的動蕩局面，實現了人民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和統一。占人類總數近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殺侮辱的民族，中國人民以國家主人的姿態站立起來，第一次真正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從此獲得了根本保障。 國家的獨立雖然使中國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國侵略者的蹂躪，但是，還必須在此基礎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決生存權問題。 吃飽穿暖，這是長期陷于饑寒交迫困境的中國人民的最低要求。舊中國的歷代政府不僅沒有能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災難。在舊中國，只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占有7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70%的貧雇農卻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極少數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壟斷著80%的工業資本，操縱著全國的經濟命脈。中國人民遭受著地租、賦稅、高利貸和工商資本的層層盤剝，其所受的剝削和貧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見的。據統計，1932年，僅苛捐雜稅的名目就多達1656種，捐額約占農民收獲量的60%至90%。加上反動政府在政治上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充當帝國主義的統治工具，大小軍閥割據，長期戰亂不已，使人民災駿深重，生存維艱。據估算，舊中國有80%的人長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幾乎每年都有幾萬到幾十萬人因饑餓而死。一遇自然災害，更是餓殍遍野。1931年，華東地區水災，造成370多萬人死亡。1943年，僅河南省餓死者就達300萬人，另有1500萬人靠啃草根、吃樹皮度日，瀕臨死亡邊緣。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經濟全面崩潰。1946年，各地餓死1000萬人。1947年，全國饑民竟達1億多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22%。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把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和最緊迫的任務。人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用了三年時間，集中精力醫治戰爭創傷，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歷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礎上，中國又不失時機地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生

產資料的主人和社會財富的享有者。這就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和新生活的積極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使社會經濟以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速度心。1979年以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心，從而基本解決了11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中國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只有1.3畝，比美國的人均12.16畝和世界平數4.52畝低得多，卻養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西方某些政治家曾經斷言：中國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但是，社會主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這一歷史難題。40多年來，雖然中國平每年凈增1400多萬人口，但是主要生活消費品人均攫消費量卻有很大提高。根據抽樣調查，中國居民每人每天從食品中攝取的熱量，1952年為2270千卡，1978年為2311千卡左右，1990年達到2630千卡左右，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人民的壽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據統計，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從解放前的35歲提議到1988年的70歲，超過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人口死亡率從解放前高達33‰下降到1990年的6.67‰，成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1987年，中國的嬰兒死亡率為31‰，已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人口的體質特別是青少年的身體發育狀況，也比舊中國有很大提高。1979年同1937—1941年相比，15歲的男孩身高增加1.8厘米，平均體重增加2.1公斤；15歲的女孩身高增加1.3厘米，體重增加1公斤。從1979年至今，中國人民的體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徹底甩掉了舊中國“東亞病夫”的帽子。 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人民的生存權問題也就基本解決了。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爭取和維護人權方面取得的歷史性的成就。 在中國，維護人民的生存權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條件，至今仍然是一個首要問題。雖然中國已取得了獨立，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力有限，維護中國的獨立與主權，保證中國不再受到帝國主義的欺凌，仍然是中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雖然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人口的壓力和人均資源的相對貧乏還將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旦發生動亂或其他災難，人民的生存權還會受到威脅。所以，保持國家穩定，沿著已取得成功的路線，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堅持改革開放，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增強國力，使全國人民的生活在溫飽的基礎上進一步達到小康水平，從而使人民的生存權不致受到威脅，這是中國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而緊迫的任務。

長三角和珠三角差別在哪里？

為什么長三角的人口吸引力被珠三角趕超？為什么長三角有著強勁的民營經濟基礎和更大上市公司基數，在催生大品牌上卻不如珠三角？在筆者看來，長三角相較珠三角，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存在差距。

1、產業結構傳統，新興產業占比相對低

近來，外部環境的變化再次將珠三角推到風口浪尖。但這也再次驗證了一個事實，在通信、電子等高端制造領域，中國固然在技術上還有頗多短板，在價值鏈條上所處地位并無絕對優勢，但珠三角地區，尤其是深圳在生產環節的完整性上，在全球范圍都有極大的獨特性。

在港股、美股上市的公司大部分是在國內上市存在技術障礙的企業，因而區域內A股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更可體現一個區域整體的制造業和一般服務業發展水平，我們不妨對粵九市和長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進行分析，就可驗證一個事實——長三角經濟結構較珠三角更重，更傳統。這其實也是近年來深圳快速拉大和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的差距的重要原因，電子、通信等新興產業在珠三角產值中占比較高，而蘇南則更依賴傳統重工業和化工業。

我們對長三角和粵九市的A股上市公司進行了統計。按照同花順的分類標準，長三角A股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如下：

我們看到機械和化工兩個行業高居前兩位，占比分別達到20%和11%，然后是信息服務和交運設備。在交運設備這一類型的73家上市公司中，生產汽車零部件的就有59家。電子、信息設備（包括通信設備在內）、家電等粵九市強勢的行業，在長三角的存在感都不高。

上圖則是粵九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布，排在第一位的電子，在長三角只排在第六位；排在第二位的機械，在長三角排第一，第三位和長三角相同，都是信息服務（包括互聯網、軟件和傳媒），第四位的就是信息設備，而這一項在長三角排在第十四位。

當我們把粵九市和長三角的A股上市公司分行業占比數據放在一起來看，這種對照就更清晰。

最右側的一列，是粵九市占比和長三角占比的比值，比值越高，說明粵九市在這個行業上相對長三角的優勢越明顯。比值越低，則說明粵九市在這個行業上的產業規模和頭部企業遜于長三角。

在電子和信息設備方面，粵九市占比幾乎都接近長三角的三倍。在A股上市公司不到長三角六成的情況下，粵九市的電子、信息設備兩個細分行業的上市公司絕對數都高于長三角。（電子行業，粵九市93家長三角60家；信息設備，粵九市44家，長三角29家）。輕工和家電也是粵九市具有明顯優勢的行業，這也符合大眾的觀感和認知，在生產直接面向消費者的C端產品方面，珠三角的品牌效應遠強于長三角。

再來看長三角明顯有優勢的，首要的就是機械、化工和汽車零部件，這三個行業的上市公司占到長三角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5%，而在粵九市這一占比還不到20%。除了化工以外，冶金、軍工等偏重的行業也是長三角領先。粵九市上市公司里沒有一家做鋼鐵或采掘的，而在長三角上市公司中，這兩個門類的尚有13家。

長三角向來以民營經濟活躍著稱，尤其是浙江。但不能不承認地是，因為種種客觀原因的限制，中國民營企業的技術投入整體有限，產業升級的路途也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深圳的華強北，十多年前以山寨著稱。而現在深圳的電子工業能力，已經到全球都不可小覷的程度，這和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地區對全球市場的融入有莫大的關系。如果沒有大量外資企業、港資企業和臺資企業在深圳和珠三角的投資，珠三角的工業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正是基于這種快速提升的工業能力，珠三角才反過來成為電子、通信等新興工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區域，強大的工業能力和工業基礎設施反哺了中國本土新興工業的興起。所以，深圳民營高技術產業的蓬勃，和外資包括港澳臺資本的大量涌入是分不開的。

然而，長三角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外資進入長三角的橋頭堡是上海，主打的是“買辦”型的商貿和服務業，這使得在上海這個局部，外資和中資在爭搶人才上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效應，而在產業鏈上卻缺少向深圳那樣的正面拉動力。蘇南在招商引資方面表現比較突出，中新工業園區、昆山的臺資企業產業鏈，都是典例。但蘇州和深圳相較，沒有發展出和加工貿易產業高度契合的本土電子工業鏈條。而浙江方面，雖然國資和外資力量都比較弱，因而本土民營經濟顯得更加興旺。但浙江大多數本土民營企業，在產業升級上的意愿都不高。

加大技術投入，對民營企業而言存在不低的門檻。中國大多數本土民營企業都以傳統行業起家，最初的技術含量都不高，如要向更高端領域轉型，投入甚巨。它們既不是本身具有技術優勢可以靠專利銷售賺錢的百年老店，在中國的融資環境下又很難得到真正支持長遠創新發展的資本來源，加之企業本身面臨的綜合營商成本和激烈市場競爭，利潤本就稀薄，更不可能大規模進行研發投入（研發投入有高度不確定性），往往深陷二流產業的路徑依賴。對多數傳行業的民營企業而言，轉型成真正的技術驅動型企業是極難的，它們所處的行業本身及其競爭格局，公司自身的治理結構，人才戰略和人力資源儲備等等，都決定了這樣的企業在維持傳統主業的同時，寧可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做多元化擴張，而不是向高新技術方面延伸。而這，正是長三角民營經濟相對蓬勃背后不能不面對的困境，亦是長三角相對珠三角的劣勢。

2、區域開放性弱于珠三角

如果要討論中國營商環境最好、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區域是哪里？長三角和珠三角可以一戰，尤其是浙江，肯定不會輸給珠三角。

但是，要論中國哪個地區最開放，最歡迎外地人？這個答案幾乎無可爭議，那就是珠三角。

日前，廣州終于取消了對本科以上非應屆大學生的落戶限制。這意味著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已經可以在全國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所有城市自由流動。然而，作為長三角地區經濟實力最強、樞紐地位最顯著、就業機會最多城市的上海，卻仍然不可能完全放開戶籍管制。

上海財經大學百年校慶前整飭老校門

一直以來，上海對本地高校和非本地高校畢業生的落戶政策一直有差異。雖然近年來打了北大清華本科畢業生可無條件落戶的補丁，但兩校畢業生規模畢竟有限，仍然改變不了本地高校學生和外地高校學生在落戶政策上整體的不平衡。相較于北京，上海高校的本地生比例本來就高，對本地高校畢業生的傾斜政策，固然讓滬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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