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的監管機構對中資企業海外(有哪些因素影響跨國公司在海外設立分子機構的形式？不同的形式對母國，東道國影響何在，區別在哪里？)

風險；強化美聯儲權力，授權美聯儲解決威脅整個系統的風險累積問題，監管范圍擴大到所有可能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的企業。除銀行控股公司外，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也將被納入美聯儲的監管范圍；對金融企業設立更嚴格的資本金和其他標準，大型、關聯性強的企業將被設置更高標準，美聯儲擁有銀行資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終決定權，并對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場交易系統的監控權力納入美聯儲的范圍；成立全國銀行監管機構，以監管所有擁有聯邦執照的銀行；撤銷儲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導致監管漏洞的機構，避免部分吸儲機構借此規避監管；對沖基金和其他私募資本機構需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

其次，建立對金融市場的全方位監管。白皮書建議：強化對證券化市場的監管，包括增加市場透明度，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管理，創設和發行方需在相關信貸證券化產品中承擔一定風險責任。全面監管金融衍生品的場外交易，將聯邦監管范圍擴大到金融市場監管的灰色地帶，復雜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貸款擔保證券的交易都將置于監管之內，其中加強對對沖基金和場外交易市場（OTC）最為典型。賦予美聯儲監督金融市場支付、結算和清算系統的權力。

第三，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不受不當金融行為損害。白皮書指出，為了重建對金融市場的信心，需對消費者金融服務和投資市場進行嚴格、協調地監管。政府必須促進這一市場透明、簡便、公平、負責、開放。為此，白皮書建議：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以保護消費者不受金融系統中不公平、欺詐行為損害，對消費者和投資者金融產品及服務強化監管，促進這些產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費者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商的行業標準，促進公平競爭，保護抵押貸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產品消費者的利益。

第四，賦予政府應對金融危機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為是否應救助困難企業或讓其破產而左右為難。建立新機制，使政府可以自主決定如何處理發生危機、并可能帶來系統風險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有權接管、拆分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公司，避免個體垮臺將危及整體經濟，而這一點正是去年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政府所欠缺的。而且美聯儲在向企業提供緊急金融救援前需獲得財政部許可。

第五，建立國際監管標準，促進國際合作。為此，白皮書建議，改革企業資本框架，強化對國際金融市場監管，對跨國企業加強合作監管，使各國的政策相協調，以創立一個相容的監管架構并且強化國際危機應對能力。具體舉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產品監管規定，在對大型跨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方面簽署跨境協議，以及與海外監管機構進行更好合作等。

該金融監管改革方案首次將金融業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金融監管改革。但值得指出的是，該改革方案與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在2008年3月31日宣布的《現代金融監管架構改革藍圖》相比，"白皮書"延續了《現代金融監管架構改革藍圖》的精神，大大擴張了美聯儲的權力，將銀行和對沖基金等都納入了美聯儲的監管范圍，撤銷了用于監管儲蓄和貸款的聯邦機構--儲蓄管理局，但也有相當程度的縮水，如政府最初打算整合監管機構，成立單一機構監管銀行業，但最終選擇了在現有結構內加強聯儲權力的做法。

總之，通過以上對美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容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由現行的多頭功能性監管模式已經開始準備向監管機構更集中的目標性監管模式邁進。這種改革的路徑與思路可以說完全契合了國際上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即集中監管的趨勢。

（三）改革藍圖中目標性監管模式的評析--與功能性監管模式相對比

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通過，徹底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的狀態，標志著美國混業經營的開始。與此相應的是，美國的金融監管理念也由之前的機構性監管轉為功能性監管。盡管功能性監管的理念跳出了分業經營情況下機構性監管的以金融機構身份分割的不足，但美國功能性監管體制是在不觸動現有監管體制的前提下，促進各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協調、信息溝通以及執法合作，本質上仍然是分業監管的模式，并沒有提供明確的制度構建和授權支撐。所以，該套金融監管系統在運行的十年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其存在的弊端，并且在此次危機中集中爆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缺乏一個能夠擁有全部監管信息和能夠預防監管系統性風險的機構。第二，不同的監管機構所適用的監管法律規則不同，運用的監管理念也有所差別。這就為一些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提供了空間, 導致部分機構主動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監管機構。第三，多層次的監管機構和多標準監管操作必然產生監管工作中的重疊。這種監管的重疊增加了監管的成本。

與功能性監管的缺陷相對比，目標性監管模式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通過對監管機構以及監管力量的整合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改革藍圖針對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監管缺位和監管重疊導致的效率低下的問題，提出目標監管導向才能更好的應對金融監管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發揮各監管機構的合力。目標性監管模式打破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四大行業分業監管的模式，按照不同的監管目標和風險的類型，將監管機構劃分為市場穩定監管者、謹慎金融監管者、商業行為監管者三大體系。三個體系的緊密結合，既避免了監管漏洞和監管重疊的出現，又可以使監管機構對相同的金融產品和風險采取統一的監管標準，這將大大提高監管的效率。這種監管機構的整合反映了一種從權力分散到權力集中的趨勢，而權力的集中必然會提高監管的效率。

第二，目標性監管模式可以更好的應對由于金融創新而產生的監管空白。金融監管的滯后性決定了單純的通過制定監管規則來進行金融領域的監管是無法應對金融市場日新月異的變化的。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僅僅通過具體規則的制定一是無法趕上創新的速度，二是金融創新又不斷的突破規則的限制，從而導致了監管的空白。此次次貸危機便是最好的說明，面對次級抵押貸款不斷被打包重組創造出新的衍生產品，監管機構根據固有的規則無法由一個機構統一對其進行監管，從而導致風險在不同的金融系統越積越大，最終引爆了次貸危機。而目標性監管不拘泥于具體的監管規則的制定，它從整個金融系統著手，將金融體系穩定、金融機構審慎經營和消費者保護作為三大目標加以整合，構建出高效統一的監管部門。這樣在整個金融創新的鏈條上產生的風險都會被覆蓋到，不會產生監管的空白。

第三，目標性監管的提出另一個最大的優越性在于它跳出了對于分業監管模式還是混業監管模式的爭論，可以兼容兩種監管模式。改革藍圖對于金融市場監管的重要目標重新進行了確認，提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與安全的三大目標：金融市場穩定、金融機構審慎經營、金融消費者保護。而在實現這些監管目標時，可以由單一監管機構實施"混業"監管，但理論上也不排斥分別由不同行業的金融監管機構"分業"監管，這需要因時機和國情的不同加以具體設計。比如在這次改革藍圖中，對于金融市場穩定監管這一塊，強調要擴大美聯儲作為市場穩定監管者的權力，除監管商業銀行外，還將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金融機構。這便是由美國金融混業經營的現狀所決定的綜合統一監管的選擇。同樣，如果一個國家一直擁有分業監管的傳統，那么在任何一個監管目標下，也可以考慮保持原有的分業監管的模式。

二、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和國際金融監管集中監管趨勢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主要發達國家都逐步在整合金融監管機構的數量，逐步的向或單一或雙頭的監管模式靠攏。結合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發展的現狀，筆者認為我國應該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作為后發國家可以一步到位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縱觀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的發展史，金融經營經歷了混業--分業--混業的歷史反復。像美國19世紀末允許銀行混業經營，到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承銷公司證券或者從事經紀業務，同時禁止投資銀行從事商業銀行活動，從而確立了分業經營，到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出臺最終恢復了金融混業經營，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歷程。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棄了分業經營的模式確立了混業經營的模式。這種金融經營模式的變化直接導致了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各國都紛紛對原有的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合并金融監管機構成立或單一或雙頭的監管機構，形成了集中的監管體制。美國本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是對現有的多頭監管機構進行整合，使之更有效率的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發生。發達國家金融經營的歷史變遷，使他們紛紛走上了尋求集中監管的道路。對于作為后發國家的我國來說，我國并沒有經歷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過度繁榮的金融業的發展，我國的金融業還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金融市場還很不健全，金融產品還很不發達。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可以一步到位的建立統一的監管體制。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監管落后于金融創新這種危機驅動型的特點，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好的應對日新月異的金融市場的變化。

第二，我國當前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現狀對統一監管體制提出了要求。其實自1994年取消國家銀行專業化分工后，金融業務綜合化進程就開始推進。實踐中，在國際金融業飛速發展，面臨國內外巨大競爭壓力的背景下，我國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金融業務相互摻雜、相互滲透的局面逐步形成，金融機構相互持股現象逐漸增多，金融業呈現出綜合經營的發展趨勢，已經出現集團式的、銀行控股模式及實業企業控股式的事實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創新已經超越了相應的法規制度和監管范圍，對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實踐的發展呼吁統一監管體制。

第三，建立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符合我國建立大部委制以節省行政資源的政策取向。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小部門制。而大部制是一種政府政務綜合管理組織體制，特點是"大職能、寬領域、少機構"，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廣，職能綜合性比較強。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然而大部制的改革不會一步到位，循序漸進的推進也已基本達成共識。目前大部制試點范圍或將從三個領域選擇：一是所謂的大農業，農林副牧漁業和水利部的部分職能組合；二是國防科工委系統的調整組合；三是大交通，主要涉及交通部、鐵道部、民航總局等。雖然金融監管領域的大部制改革還沒有提上日程，但在中國人民銀行之外，建立一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對整個金融業進行監管是符合大部制改革的價值取向的。所以，未來我們應該合并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成立一個獨立于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委員會，而人民銀行只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金融業的宏觀調控，不再具有金融監管的職能。這樣既避免了三部門在具體金融監管中的職能交叉，又可以防止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出現而導致的監管空白，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

第四，吸取東亞國家的經驗教訓，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1997年一場始于泰國又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亞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使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匯、股兩市相繼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危機過后，1998年日本政府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兩項重大的改革：一是設立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從大藏省中把銀行局與證券局的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檢查部、證券交易等監督委員會分離出來，組建了作為總理府外局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后更名為金融廳），成為專門負責金融監管事務的機構。另外一項改革為加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東亞另一個遭受重創的國家--韓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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