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進入(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

貿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其間，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了日本、韓國、東盟及港澳等周邊國家的經濟，中國外貿也經受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重大挫折，1998年進出口出現了負增長。但中國對外貿易很快克服危機的影響，重新恢復活力，1999年實現11.3%的增長，2000年更達到了27.8%的高速增長，其中出口增長31.5%。

中國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為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提供了國內條件。工業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上升至90%以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逐步替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成為最主要出口產品。1995年，機電產品出口超過紡織產品，成為出口最大類產品，實現了出口商品結構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機電產品成為中國出口最重要的推動力，帶動了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同期，中國工業化進程開始加速，固定資產投入大、增長快，帶來大量的資本貨物需求，使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增長十分顯著。

在積極吸引外資、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裝配制造業過程中，外商投資企業迅速發展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力軍，加工貿易成為主要貿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占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0.8%。1993年，加工貿易出口額達到442.3億美元，首次超過一般貿易，1995年-2007年，加工貿易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50%以上，成為中國貨物出口最主要的貿易方式。

外資企業、加工貿易的發展推動了中國制造業的國際化，使相當一部分產業和企業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以外資企業、加工貿易為支撐的進出口格局，也使中國外貿開始呈現順差逐年快速擴大的趨勢。1992年-2001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由1655.3億美元上升到5095.6億美元，增長2.1倍，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上升到第6位。同期，外貿順差由53.5億美元擴大到224.6億美元，增長4.2倍。國際儲備快速累積，規模不斷擴張，1996年外匯儲備邁過千億美元大關，2001年達到2121.6億美元。這使實施“走出去”戰略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同時“走出去”也是當時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培育新的出口增長點的現實需要。1999年，中國拉開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序幕。2000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0億美元，此后，開始了幾乎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高速發展，并帶動了中國技術、設備的出口，海外投資也為保障國內資源供應提供了有益補充。

貨物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隨著中國申請恢復GATT地位談判的深入，中國對服務市場開放作出初步承諾，由此推動了服務貿易的發展。1992-2001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82.4億美元擴大到726.1億美元，增長了3倍。由于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大、競爭力低，其間除1994年呈現少量順差外，其余年份服務貿易均為逆差，且逆差呈逐年擴大趨勢。

第四階段：2001年至今

以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為里程碑，中國對外貿易進入又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加入WTO以來，切實履行入世承諾，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下的經貿合作，大力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基本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符合國際慣例與規則的外貿政策與體制，建立和完善貿易救濟制度，維護公平貿易；建立和完善對外貿易的促進與服務體系，規范對外貿易秩序。政策體系的完善，促進了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發展。

可以說，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中國對外貿易額度不斷加大，將世界市場作為未來發展的主攻市場，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擴大海外市場，增大海外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不僅僅局限于加工貿易等，而是不斷推出自由品牌，將中國品牌推廣世界。

中國目前的貿易政策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后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后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后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后，又成為落后。

在此階段，政府也采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征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于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并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后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并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