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海外安保力量現狀(日本經濟的崛起的原因？？？？)

大壓力，他非常愿意美國人住到釣魚島上去，替我宣布他所謂的主權。我個人認為，絕無此可能。美國人是相當精明的，在今天美軍在全世界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伊拉克、阿富汗都要捂住，朝核危機，伊郎的核問題，科索沃的維和部隊還沒撤出來。兵力到處調的不夠用，還要征召預備役、國民警衛隊，加入現役；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那怕派一個班的士兵、一個排怎么樣，調到那里替日本人守釣魚島，絕無可能！美國人是從來把別人當棋子在使用，他不會輕易上日本人的鉤。當然，美國可能會對日本作出許諾，他要利用日本人。美國一個發言人表示，很可能暗念這個意思，但是日本人就解釋出這個意思，你看美國人要介入了！如何如何！

美國人不是為日本人站崗放哨，而是利用日本人。比如說今年1月，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凡是在周邊事態為了保衛日本的美軍受到別人的攻擊，日本也視同對日本的攻擊，日本也要參加反擊。我們看這是雙方有交換，在遠東搞一個軍事同盟。軍事同盟這是冷戰的“恐龍”，“恐龍”為了使自己不至于消亡，要吞食大量的東西，才能支撐自己龐大的軀體，找出很多理由來

誰在遠東攻擊美軍，沒有！但日本相像出來了。美國真的會在釣魚島駐軍嗎？這就是中國有句俗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日本就是無事生非，把水攪渾，把局面搞亂，從中獲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世界都很清明，國際法也健全，釣魚島就沒什么話說的，就得還給中國。歷史不該忘記，歷史也不容忘記：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人民都應該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一個國家宣布自己的主權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我們不要忘記了自己的領土不僅僅是960萬平方公里，還有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權益。從1840年以來，中國人面向海洋的觀念總的來說是不夠的，所有的危險來自海洋；所有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都是從海灘上爬上來的；我們認為只要把他們擋在外面就行啦。但我們沒有想到海洋里有很多是屬于我們的合法、合理的權益能夠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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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朋友問我國是否在釣魚島駐軍，從1971年，美國把釣魚島作為一附屬的靶場交給日本后，實際上被日本控制，日本的右翼分子在島上豎了一些界碑、豎了標桿；日本現在很敏感，連續的阻止任何中國人靠近的企圖，香港的保釣協會、大陸的保釣協會，所有船只全部被日本海上自衛隊攔截，不讓任何人靠近。

從歷史上看，從現實上看，釣魚島究竟是誰的？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一個理想世界，我們的理想世界為什么被現實世界所粉碎。現實世界是一個有利走遍天下的世界。我們反復講，從歷史上就是我們的。我們比日本早發現、早命名500多年；我們最早登島，所有的都是我們的歷史記載。我們今天沒有達到這個丟失權益的管轄。因為今天被對方實際據有。這對我們十分不利；對方憑借的是機緣、機會，憑借他們的力量。在這一點上，給我們非常大的提示：從1840 年以來到今天的富國強兵夢想，還沒有完，依然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和義務。我們國家富了，經濟指標上去很多，經濟增長全世界首屈一指，崛起的中國讓全世界嘆為觀止。但是我們還很不夠。我們不要忘了，富國強兵，缺一不可。一個國家沒有有效的國防力量，無法維護我們的安全。

1996年香港保釣協會會長陳雨翔想做釣魚島爭端歸還日本以來登上釣魚島的第一人，香港保釣協會的船被日本自衛隊攔截，不讓靠近。陳雨翔說，船不讓靠近，我游都要游上去。但是那天風浪太大，他跳下去后就沒上來，大浪一下就把他卷下去了。后來日本自衛隊把他的遺體撈上來了，他的遺體被日本自衛隊交還中國。我當時印象非常深的是，香港保釣協會的船只采取了非常奇特的行為，他們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包裹了陳雨翔會長的遺體；因為在香港回歸前，他們和國民黨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們為什么沒有用臺灣當局的青天白日旗呢？他這只船只后來在臺灣的基隆靠岸，是臺灣第一次允許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標記的船只靠岸，然后船只回到香港；接受了記者采訪，英文版《南華早報》封面、頭版大快的用五星紅旗包裹陳雨翔的遺體照片，用保釣協會的人他們的話講：就是將來收復釣魚島的希望青天白日看來不行，我們寄希望于五星紅旗，所以用五星紅旗包裹陳雨翔會長的遺體。我覺得這就是對我們非常好的提醒，我們不能感到滿足，富裕和強大不是一個概念，不是腰包里揣滿了錢，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今天富國強兵的夢想還沒有完成，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和任務，釣魚島只不過是在這個過程中給我們非常大的提醒。

四、釣魚島的未來

我們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完整的中國，領土不被別人割裂的中國，這是我們共同的追求。雖然在維護國家權益方面，我們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時機，需要機會，需要時間，需要儲備；但我們不能忘記富國強兵的追求的同時，我們始終不能忘記的還有強大的海洋資源，廣泛的海外華人。我們講在解決釣魚島問題上，當然我們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決不僅僅于此，我們今天看到，它距離大陸遠，離臺灣很近（92海里）。如果說大陸和臺灣能夠共同在保護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做很多的工作，這就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共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上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在南中國海也可以這樣做，我們在釣魚島問題上也可以這樣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合作。如果說形成這樣的合作，釣魚島的回歸要比我們想象的早，及早回歸的可能性要大。但我們不得不看到情況復雜性的一面，李登輝這種對中國利益的徹底背叛，作為臺灣前政權領導人，2002年9月25日，接受日本《沖繩時報》的采訪時說，釣魚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所有權應該屬于日本的沖繩縣。它是典型的賣國賊。看看我們的近代史，出過很多，象周佛海、陳工博，抗日戰爭后都一一服罪了，多少還沒有象李登輝這樣徹底的皇民化、出賣國家利益到這種地步的，絕無僅有。在收回釣魚島主權上，我們面臨的問題、斗爭的方向，還有給民進黨、給陳水扁造成非常大的被動。到現在為止，臺灣民進黨、陳水扁都不敢說釣魚島是日本的。如果說的話，普通臺灣人民都是不會原諒他們的。臺灣、大陸、全世界華人來共同解決釣魚島問題，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是我們最好的政治條件。

目前，釣魚島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擱置狀態，從釣魚島發展趨勢上看，中國對這個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或者是我們未來有什么選擇？我認為：首先，我們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堅定性，我們絕對不能讓步。小平同志當年講過一句話，主權問題是不容談判的，別的問題可以談，但主權問題是不容談判，在這一點上，我們絕對不會讓步！釣魚島的主權屬于中國。當然小平同志提出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問題，當然這是我們所希望的，日本既然是貧油國，我們可以搞一些共同開發，但前提的是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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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看，共同開發是很難實現，現在還沒有實現，很難實現。我們想共同開發，對方不擱置主權，根本不和你談共同開發。在南中國海也一樣，中國人心是非常善的，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現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家的利益都交織在一起，我們有些什么問題不能通過談判的問題來解決。在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可能有些人，包括日本人些人，也包括臺灣有些人認為，是不是中國人太愛好和平了，利用我們這一點，我們今天反復聲明，在釣魚島問題上，我們的主權絕對不會讓步的，我們還講過在釣魚島問題上，我們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方針。為什么今天還沒有實行，不是我們單方面的問題，是對方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確實存在將來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因為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有“文”和“武”兩手，如果說，大家都覺得是文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談判的、調結的方法解決，如果這樣解決不了，我們不得不采取別的方法！這對于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因為我在講，從今天來說，沒有比中國人更加愛好和平了，沒有人比中國人更加需要和平的發展了，從1840年以來，我們國家戰亂不斷。我們今天中國的國力處于一個歷史發展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來得非常不容易，這是和平與發展給我們帶來的利益。我們今天對于要破壞我們和平與發展所的企圖，這是我們深惡痛絕的，但在今天，我們講，和平是需要力量來保衛的，和平不會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和平是需要力量來保衛的。

如何應對"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

與這一個趨勢、兩個環境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國更側重于經濟、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謀求軍事上的霸權。這也意味著“走出去”的企業與公民很多時候缺乏國家直接的強力保護。目前，中國的安全保障措施實際上主要是走外交領域內的領事保護，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其中央政權對于全國的控制能力相對有限，外交途徑的安全保障往往難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強調的是，隨著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國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將會在近10年內暴露的更為明顯，并很可能構成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最為緊迫的挑戰。

挑戰二：政治風險。中國目前在“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經濟輸出基本上是以國有大型企業實施的基礎建設、基礎工程為主，這意味著我們的海外項目必須考慮到所在地較長時間內的政治風險。中國在緬甸的水電、銅礦項目受阻就是一面鏡子。就政治風險而言，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政治風險主要來源于大國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挑戰。“一帶一路”戰略的設計與提.出主要體現著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闡發的國家戰略，但是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當中，并不只有中國一國擁有國家戰略，不同國家基于不同訴求都有其各自的國家戰略，這其中甚至還涉及“一帶一路”以外的一些國家的戰略利益問題。首先，中國的國家戰略可能會與“一帶一路”上的個別國家甚至是個別大國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緊張與沖突。例如，一直謀求南亞地區霸權的印度就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表現出復雜的情緒，它雖然在經濟上渴望與中國加強聯系，但是在地區影響力上卻始終視中國為重要對手。又如，印度尼西亞、越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也長期謀求在其所處區域內的大國地位。其次，由于“一帶一路”上許多國家在地緣安全上處于重要地位，屬于自古兵家必爭之地，許多大國都將其重要戰略意義投射于此，因此可能會與中國在戰略上存在競爭。例如，俄羅斯視獨聯體國家為其勢力范圍，在中亞推進的歐亞聯盟對于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就構成了一定影響，而歐亞聯盟中的哈薩克斯坦不僅是“一帶一路”上極為重要的節點國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亞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又如美國長期以來將東盟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并在近年來頻繁利用菲律賓、越南等國遏制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謀求擴大其在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另外，隨著中韓自貿區的推進，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競爭也會難以避免。最后，“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之間在其國家戰略層面可能存在彼此競爭與沖突，如長期敵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近年間爆發過激烈的沖突。

第二類政治風險則主要來源于一些國家內部的政局變化。一方面，一些國家曾經有過“仇華”甚至“排華”的歷史，在其國內始終存在著“反華”勢力，如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這些國家的政治過程越來越受底層民粹意識的裹挾，一些領導人可能會以中國因素來解釋其經濟失敗，以“排華”的方式來謀求其個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時期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許多“一帶一路”上的國家正處于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其未來政府傾向甚至政權性質都未確定。例如，緬甸和斯里蘭卡政府未來對華政策就存在較大的變數。又如，中亞幾國未來的走向亦充滿懸念，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的總統已執政了20多年，都面臨著領導人接班和政治轉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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