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3.6萬億元同比增長多少(談談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的看法)

作用，提升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此外，外匯儲備是優質的國際金融資產，可以帶來一定的投資收益。

但是，持續較大順差與逆差一樣，也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表現，也會帶來其他矛盾和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財經》：這些矛盾和問題是什么？應該如何重視？

郭樹清：一方面，應該關注國際收支順差的構成和發展態勢，防范跨境資本流動形成沖擊。盡管由于實行資本管制，國際意義上的純粹投機資本大量流入我國還不大可能。但是，資本的趨利性使得很可能在未來本外幣利差、匯率預期等有所變化時，資金又轉為較為集中的大規模流出。正如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資本大進大出很可能引發貨幣金融危機，進而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損害。

另一方面，更要關注外部均衡對內部均衡的影響。一是購買外匯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動性。過分寬余的貨幣供給，如果集中在商品市場，就是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就可能形成泡沫經濟。我們更不希望兩者同時發生。二是金融資本大量回流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經濟資源閑置。目前我國居民、企業和國家持有大量外匯資產，在境外運作。中國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資金供應者。這無疑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促進國際經濟復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對中國來講，利弊尚需分析比較。此外，外匯資金數量巨大，也增加了經營的難度和風險。三是延緩結構調整，影響國際競爭力提高。企業對價格競爭力依賴較大，必然會影響產品升級換代和技術更新改造的積極性，影響品牌創造、市場營銷、相關服務等非價格競爭力的提高。結果，發達國家一方面通過進口中國商品享受巨大的“價格剩余”好處，另一方面卻不斷利用“反傾銷”等手段為中國的外貿出口設置障礙。

《財經》：未來一段時期內，可以預見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郭樹清：這里有許多不確定性。貨物貿易項下，順差會繼續縮小，也有可能出現逆差。評價中國的貿易收支平衡問題，應該看多邊貿易平衡，而不是看中國與哪個國家或地區的雙邊貿易平衡狀況。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與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不同，相對于巨大的人口規模來說，貿易順差規模一直不大，而且隨著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出現逆差的可能性也在增加。2003年上半年，我國個別月份就出現了貿易逆差。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大國，外資流入較多，投資規模較大，出現貿易赤字不僅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更有利于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只要直接投資項下有足夠的凈流入，一定的貿易逆差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沒有什么風險。但前提是，需要進一步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同時國外應取消對華的出口限制。

對資本項目收支狀況要具體分析。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逐月放緩。這是暫時性原因，還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性變化，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無論如何，一般制造業的轉移總是有限度的，不能指望長期都有那么多的加工制造業投資進入我國。因為，科學技術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投入產出比不斷提高，使得制造業新增項目企業和投入可能會相對逐步下降。因而從長期趨勢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可能會下降。雖然中國未來的服務業大有可為，但其對資本的需求有限。更何況中國國內資金充足，外商在國內籌資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外商投資快速增長的勢頭可能會持續一段時期，但很難一直延續下去。另外，未來美元利率可能上調，本外幣利差改變會影響匯率預期的變化，從而形成資金流入逆轉的可能。

總之，中國未來國際收支狀況發展還有許多不確定性。我們要兩手準備，不能只考慮一個方面。但就近期而言，最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國際收支順差較大。

調整國際收支平衡的對策選擇

《財經》：正如你前面所說，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則是什么？

郭樹清：中國政府明確把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并列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前一個是對外均衡目標，后三個是對內均衡目標。從理論上講，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僅是相互決定、相互影響的，而且在本質上必然是一致的。凡是存在外部不平衡的時候，總是存在著內部不平衡。只有內外兼顧、協調統一，才能使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最好，才能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順差，有必要采取一些政策調整措施。

《財經》：可以采取哪些政策調整措施？

郭樹清：按照經濟學原理，改變國際收支順差的狀況，有以下五種對策可供選擇：(1)增加進口；(2)抑制出口；(3)擴大資本流出；(4)減少資金流入；(5)增加匯率彈性。但是，上述對策對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都是理論上的，實際經濟生活有許多限制條件，可能導致的最終結果很不一樣，有時候弊病甚至是很大的。因此，并不是都可以采用的，需要逐一分析和比較。

《財經》：前兩者偏重于在經常項目作調整。我國對外商品貿易不但規模日益增大，而且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深化，在這個背景下，這類調整效果如何呢？

郭樹清：從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水平看，增加進口可以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有助于引進人才和管理經驗，提高國民福利和生活素質。但是，增加進口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取決于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的效果，要由市場決定，企業自主選擇。因此，這一措施可能見效不一定那么快。而且，由于目前我國外貿順差已經較小，一般地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難以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較大順差問題。

國內外都有一部分專家建議，要限制出口，甚至建議采取對出口征稅的措施。這首先不符合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原則，不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雖然作為大國經濟，經濟發展應立足于擴大內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將會呈下降趨勢。但是，出口的絕對規模可能并不會減少，相反會進一步擴大。而且，我國出口與進口相關性很高，出口與進口相輔相成。如果強制壓抑出口，很可能同時將會減少我國從國際市場上的進口。

《財經》：由于資本凈流入逐步成為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來源，調節資本流動成為平衡國際收支的題中應有之義。如何理解這個措施和我國開放資本賬戶進程的關系呢？

郭樹清：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關鍵是要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控和限制，抑制投機性熱錢的流入。但是，以貿易和投資名義進入的短期資本很難剔除，對于這方面加強管理的效果要有清醒的估計。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通過利率、租金、稅率等價格信號調節資金流向。減少外商直接投資的做法不可取。盡管目前在資金意義上中國可能并不緊缺，但外商投資不僅能帶來資金，還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以及市場機會，可以促進機制轉換、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們還要在提高質量的基礎上，繼續積極利用外資。同時，應為外商投資企業境內融資拓寬渠道，減輕外資大量流入造成的外匯供求失衡的壓力。

擴大資本流出，不僅有助于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也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還只是部分可兌換。中國政府已明確提出，我國要在有效防范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就實現了人民幣完全可兌換。

長期以來，我國在資本賬戶開放上實施鼓勵流入、限制流出的政策，這對于防止資金外流，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發展曾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國內儲蓄持續增長形勢下，由于資金進出的渠道不對稱，外資大量流入，使得國內資金相對過剩問題愈發突出。國際經驗表明，如果不及時開放資本的流出，而只是一味鼓勵資本流入，有可能加劇國內資產泡沫。一旦泡沫破滅，就會釀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當前情況看，現在我國已經具備了放松一部分資本流出限制的條件。但是，不能采取簡單的取消管制的方法。在操作上必須既積極又穩妥，要注意把適當擴大資本輸出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健全宏觀調控機制結合起來，配套推進。

《財經》：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國家以中國國際收支順差較大為依據，反復要求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同時，在理論上，增加匯率彈性的確也是平衡國際收支的一種重要手段。你是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的？

郭樹清：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許多誤解。從理論上講，匯率升值將抑制出口，鼓勵進口，抑制資金流入、刺激資金流出。但實際上，匯率對經濟影響作用取決于不同的條件和環境。許多時候，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匯率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約。前面已經分析過，中國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人民幣匯率水平一定幅度的調整恐難改變這種趨勢。據我們觀察，近年來我國外貿進出口發展與人民幣綜合匯率關系不大。出口增長波動主要受世界經濟環境的影響。進口增長波動則主要受國內需求的影響。2003年人民幣隨美元走軟，但前三季度進口增長40.5%，比出口增速高出近10個百分點。

同時，人民幣匯率調整更不能解決其他發達國家的貿易不平衡和國內經濟問題。例如美國貨物貿易長期赤字的根源是國內儲蓄率偏低等結構性因素。由于財政赤字擴大，在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2003年上半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同比上升20%以上，全年經常項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突破5%。另據國際勞工組織測算，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美國的3%左右。即使中國勞動力工資因人民幣升值而提高一倍，仍不能改變美國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劣勢，完全不可能幫助美國增加制造業崗位。

《財經》：如果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你認為其后果是什么呢？

郭樹清：匯率對經濟的影響有量的界限。如果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可能會對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產生較為明顯的效果。但匯率大幅波動，不僅對市場機制不健全的中國來講不是好事，對亞洲地區乃至世界來說都可能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如果增長最快的中國經濟也陷入混亂和停滯，請問哪個國家會從中得到好處呢？因此，目前需要特別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是高度負責任的。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少數地區確實存在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惡性競爭的問題。如違反常規地壓低土地價格、廠房租金；無視法律法規，把農民工的工資長期壓制在非正常的低水平，不為工人辦理基本社會保障，等等。這是我們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規范和解決的。

《財經》：那么未來中國會選擇什么樣的對策呢？

郭樹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合理的、可能的對策選擇，可能是一個有效的相對靈活的組合，包括在繼續支持出口的同時鼓勵擴大進口；嚴格監控短期資本流入，抑制投機行為；研究和探索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增加資本流出的渠道；探索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等等。

《財經》：基于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和中國改革進程的判斷，未來的外匯制度是否會進行某種調整？

郭樹清：下一步，我們將根據國家統一部署，繼續加大政策調整力度，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改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經濟內外均衡、協調發展。

一是繼續積極創造條件，便利貨物、服務貿易和個人外匯收支，完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研究改進結售匯管理辦法，進一步提高企業可保留外匯的限額；完善進出口核銷管理，在提高技術手段的基礎上，對部分優秀企業出口收匯實行批次核銷和自動核銷；解決中外資跨國公司、企業集團外匯資金統一運用、集中收付等問題；完善非貿易外匯管理，擴大商務、會展等供匯范圍，規范售付匯憑證，簡化審批手續。

二是推動資本項目管理創新，支持境內機構對外投融資往來，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國內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有條件地批準部分外資跨國公司將暫時閑置的資金調往境外運作，支持中資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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