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制度(如何認識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

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研究制訂試驗區外商投資與國民待遇等不符的負面清單，改革外商投資管理模式②。對外資施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而不依賴當前已有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主動放棄行政控制，這點說明此次對監管模式創新的目的是消解政府部門因其行政管制而產生的設租、尋租的機會。因此，自貿區建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利用現有的開放試點里，簡化步驟，減少政府行政管制，提供一條整合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的有效路徑。

以“輕審批、重監管”為中心，減少對自由貿易區經濟發展產生阻礙的行政審批。建立統一受理、綜合審批、并聯審批和高效運作的服務模式，建立和完善信息網絡平臺，使不同部門協同管理，擺脫傳統的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現象，提高效率。更改12項行政審批事項為備案制，降低了行業準入門檻，并意味著政府從事前審批向事后監管的方向轉變，減少了行政審批事項、打破壟斷，防范目前體制中因政府行政干預而產生的設租現象。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經濟過程方面也用相似作用，所以負面清點管理模式在未來應當應用于國內企業而不僅限于外資企業。

建立行業信息跟蹤、監管和歸集的綜合性評估機制，加強對試驗區內企業在區外經營活動全過程的跟蹤、管理和監督。建立集中統一的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體系，提高執法效率，在質量技術監督、食品藥品監管、知識產權、工商、稅務等管理領域，社會力量被積極鼓勵參與市場監督，實現高效監管，體現了政府在市場監督方面向社會放出本屬于它們的權力，并且可能在未來會形成統一的市場行政監管機構。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體現投資者參與、符合國際規則的信息公開機制。完善投資者權益有效保障機制，實現各類投資主體的公平競爭。

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并授權，試驗區內，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實施《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3部法律的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試行期為3年。同時強調地方立法對于上海市的重要性，上海為了符合自貿區發展需要可以制定相關有利的法律法規。

總的來說，在上海自貿區內，政府對監管市場經濟活動的創新以及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管職能、減小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力度、“重監管、輕權力”、改革審批制度，并進行地方立法試驗等舉措，甚至進行整個管理體系的創新再造，以期建立統一的市場監管體系，消除市場分割，都是在實踐“小政府，大社會”和服務型政府，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努力實現高效的、市場化的宏觀調控管理，以及有效、審慎的風險管理。這是創新的改革思維，也是理清市場和政府最優邊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新嘗試。

四、推進我國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政策建議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法治經濟，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必須做到依法行政，明確落實政府行為的法律責任[5]。而實現法治化管理，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及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法治意識，要用完善的切合市場經濟法律和規則代替政府的發號施令，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政府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要明確立法先行的思想，應當在《憲法》、《立法法》和《行政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劃分政府的經濟管理權限，在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監督的作用，限制政府行為過程中的恣意和專斷，使其更好完成協調、監督、引導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同時，這次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上海自貿區暫停施行的外貿三法和文物保護法的部分條款的舉措是我國法制史上首次出現的暫停現行法律制度的現象，說明我國法律制度仍有部分與國際自由市場經濟貿易相沖突的部分，同時說明我們政府亟須進行更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制、法規建設，加強自身法律體系與國際貿易大環境的聯系。

政府應逐步向市場放權，將精力投入到宏觀調控和對市場的監督中，營造公平、高效的市場環境和保證市場的有序進行，建設服務型政府。同時政府機構還能相應落實法定質詢、罷免等追究責任的具體程序，創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責任制度，強調對市場經濟政策制定的責任意識，建設責任型政府。在促進政府經濟職能轉換的前提下，政府應精簡經濟職能相重合的機構，提高工作效率。裁汰冗員，營造人才創新新環境，提高行政人員本身的素質，增加公務員瀆職、腐敗的風險和成本，修改和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采用績效管理和全面質量管理，量化政府效率的評估指標，多方面確定評價政府效率的標準，使政府效率易于評斷，容易監督。同時可以采用科學化、電子化手段和方法解決工作效率低下的問題，方便政務及時向公眾公開，如推行電子政務，加強各級政府網站建設等，可以更好實現政府行政管理高效、公平、合理。

政企合一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使得國有企業不能成為市場主體，干擾了統一的市場規則對各個市場主體的平等[6]，而政企分開的要求是政府不得再擔任企業經營權主體，即將現有政府所擁有的所有權的企業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通過設立董事會，實行股權多元化，將所有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多數代表公民所有者的其他機構。因為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最終屬于人民，所以所有權必須交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機構，而不是由政府具體代理，最終形成“政府所有”的經營機制。同時，政府應當承擔起本應由政府承擔但實際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公民福利和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減小國有企業應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責而付出的成本，做到政府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同時也要收回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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