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有一家國際投資公司在海外投資房地產(項目融資案例)

除電訊業外其他廣義上的公用事業（不僅指電、水、氣、道路）都將是國際投資的新熱點，這是由于一些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巨大需求引起的。這一趨勢將導致外國公司帶著資金、技術和管理技能前往建立新公司。在一些國家還將采用BOT方式進行投資。

預計美國、日本和歐洲的投資者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正在興起的市場，特別是在亞洲增加了化學工業和石油化工業的投資。由于在重工業（石化、肥料等）方面能力已飽和，歐洲只在含有高附加值的化工產品市場上還有一定吸引力。

對非金融服務業的國際投資有可能通過一些仍按傳統途徑組織消費機制的國家建立起國外網絡而得到發展。這些國家如更重視服務業（如旅館業、餐飲、公路運輸、法律買粉絲等）的標準化，就有可能吸引大量外國投資。一些國際投資者認為，目前葡萄牙、意大利、菲律賓、中國這些國家的消費渠道還是比較陳舊的，日、美、法的公司在這方面有先進技術，也有資金。

對房地產的投資除了在歐洲和亞洲有少許增長外，投資者一般將對房地產的投資局限于鄰近國家。

按一些跨國公司預測，在信息服務方面的外國直接投資有可能因某些因素而有較大的增長。這些因素是：新的技術革命浪潮；工業全球化的推進。隨著產品將在全球范圍內設計、制造、銷售，需提高信息服務。

三、跨國公司將繼續著力于由從母公司直接出口產品轉向到國外辦企業

許多跨國公司準備在未來的5年內，將其在海外的業務活動占總業務量的份額繼續增大。無論是從新設立公司的國別還是按其生產部門看都將如此，中型企業尤其如此，增加在國外的業務活動，并不是通過增加從母國的直接出口，而是通過增加在海外投資、設廠生產而達到這一目的。亞洲的一些跨國公司（包括日本和一些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公司）這一趨勢將更為明顯，因為他們或者面臨著貨幣匯率變動，或者面臨國內成本升高這樣的局面，將生產制造業轉移到海外，在海外生產后轉銷他國或返銷本國，是加快企業國際化的一種辦法。

擴大海外投資的主要方式是兼并、征購和合資經營。許多跨國公司表示，今后將主要采取兼并、征購方式，然后再是合資經營方式。

兼并、征購曾是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海外設企業的主要方式，今后還將是主要方式，這是根據以下兩個方面判斷的：（1）在美國、歐洲，正在進行中的行業調整對前往投資的外國公司來說，是可迅速有立身之地的機會。當然，兼并、收購后首先面臨的將是由于改組現有生產結構引起的問題，不能立即考慮擴大生產、增加就業；（2）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企業面臨著出讓股權或私有化的局面，這種情況既存在于制造業部門又存在于基礎設施部門。許多跨國公司對此有極大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收購以后，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技術改造和開展營銷。

合資經營的方式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的：在某些國家要深入當地市場，必須有當地的合作伙伴。一些公司認為，在中國大陸尤其如此；前來投資的公司沒有單獨行動的技術和財政能力，尤其是一些中小型企業；要開展某些新業務活動，需要使用可能合作的伙伴已掌握的技術。許多跨國公司認為，從管理角度看，合資經營有一定風險，因為合資經營有可能出現兩個“決策中心”，也就存在著不協調的可能性。

二、競爭問題

從競爭的角度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國內企業是否有能力和跨國公司競爭；二是跨國公司是否會運用壟斷性以及其他不正當手段和國內企業競爭。

第一方面是競爭能力的問題。例如如果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公司的活動全面開放，許多民族工業可能無力與之拼搏，為其打倒或合并收購。因此許多東道國，包括發達國家，對若干敏感產業，如國防、通訊等，對外商涉足有所限制。中國在申請加入關貿總協定以及世貿組織的各段時期，對若干產業的開放強調必須假以時日以免過分沖擊國內企業。對大中型國有企業，即使屢屢虧損，影響宏觀調控能力，但是對跨國公司收購，也應非常謹慎從事，避免大權旁落。

但是，這種立場同時也需考慮如下因素。首先開放的程度如果太低，步子太慢，會不合現行國際慣例，如世貿組織的規定，妨礙成為國際經濟主要成員國。所應特別提出的是當今的時代和已往大不相同，即使近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所享受的種種例外，常常能被一般所接受。但是當今發展中國家的能力業已大大提高，若干產業甚至已壓倒一切，因此例外的幅度在不斷收縮中。

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能力所以能夠逐步上升與其積極利用跨國公司有密切關系。上面已經提及發展中國家和跨國公司進行多方合作之后出口能力急劇提高，顯示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不弱。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活動范圍并不限于獨資企業而是和國內企業進行合資、技術轉讓、管理合同、裝配戰略聯盟等合作，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工業便很難和所謂民族工業等同起來。如果硬加分野，如以外資成分或與跨國公司合作方式為準，不但沒有理論依據，抑且導致自行縮小利用跨國公司的機會。因此如果對企業加以保護也必嚴格限于極少數的例外。

當然國內的壓力是來自多方的。如果，事事俱優柔寡斷，畏首畏尾，則國內企業勢必互相效尤，希圖杜絕跨國公司在國內市場與之競爭，導致封閉型經濟之形成。但是，封閉型的致命傷是僅僅可不與跨國公司在國內競爭，卻完全沒有力量在國際市場上避免和跨國公司較量。這樣在溫室中嬌養的產業便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外匯枯竭，舉債度日，甚至喪失經濟的自主權。

更進一層，從個別企業的立場看競爭的對象，不獨限于跨國公司也可來自國內企業。欲圖杜絕后者的介入，勢必扶植獨占的民族工業，甚或地方工業，后者將保護主義從國家延伸到地區，到省市城鎮，勢必使全國經濟支離破碎，全盤瓦解。

可是，競爭的挑戰是企業壯大不可或少的動力。特別在市場情形瞬息萬變，技術更新節奏加速的情勢下，即使民族工業保護住了，但是很快便變成古董，毫無出路。

利用跨國公司不獨可透過競爭激動國內企業，同時也可汲取其長，補己之短。并且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例如，跨國公司的副食品占領了很大一片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為什么民族工業不能洞悉它們成功的因素，從和它們合作開始到自辟爐灶、自創品牌、自樹一幟？

另一對跨國公司的憂慮是壟斷和不公平或不正當競爭。最好的防止跨國公司壟斷行為是以跨國公司制跨國公司。換言之即健全競爭機制。若干發展中國家為了鼓勵外資，授予個別跨國公司種種特權，不獨對民族工業意味著歧視抑且鼓勵跨國公司的壟斷與不正當競爭。

這種特權當然也和現在國際間通行的國民待遇原則相悖。當然該項原則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里實施時，也較復雜。至于不公平競爭的問題國內企業也同樣存在。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公平競爭的立法視為要務。

三、分利問題

上述的壟斷或不公平競爭是跨國公司和發展中國家利益分配問題的源泉之一。誠然，如果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從事掠奪，那么大部分的利益將被跨國公司攫取去了，導致東道國一無所獲，或蒙受損失。

利益分配問題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發展中國家和跨國公司之間的，其中復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影響，如不論對母國或第三國的。二是對發展中國家地區或社會各階層之間的。

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和跨國公司打交道時往往感到相形見絀。如在訊息方面一般認為跨國公司不獨掌握全球網絡，即對發展中國家的有關企業以及其供銷情況，競爭者實力，也每不惜工本，徹底調查，了如指掌，占盡優勢。從跨國公司的立場則時時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內容不像跨國公司那樣明朗化。它們的賬目既言之不詳又沒有嚴格的準則。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又不健全，有時東道國企業同時和多家跨國公司談判，互相比攀，以占上風。

實則企業之間的談判能力很難一刀切地斷定誰占上風。雖然大型企業有其優勢，但在東道國也有地主優勢。雙方均可謀求知己知彼以提高自己的談判能力。在自己沒有能力判斷的問題上，可以借重第三者即專家們進行評估，如資產估價及可行性研究等。

比較難以預防的是跨國公司處心積慮，利用巧妙的手段，獲取暗中的利益。例如，跨國公司對轉移價格可上下其手，無形中將合資企業的利潤轉移到跨國公司手中。有時跨國公司原來僅為少數持股者，可藉口合資企業虧損，需要增股，當地企業無力出資時實行片面增股，獲得控制權。

轉移價格既是跨國公司內部帳目因此不易處理，跨國公司總部的帳目在東道國無法核對。唯該項價格可與類似商品國際市場價格相比，對若干零配件不在市場流通者，可在契約內規定定價原則，如成本加成等。

轉移價格是漏稅手段之一，其他弄虛作假手段在發展中國家稅制不健全、執行人員素質不高的情勢下，走漏應納稅或冒領退稅金額屢見不鮮。但是這不是跨國公司的特征，而是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稅務問題。

從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盤考慮，跨國公司所帶來的擴散效應或外部經濟也應計算在內。反之，也有負面的。若干跨國公司對勞工的管理過分苛刻，不獨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失事率頻繁，并且嚴重違背人道。但是某些發達國家主張抵制勞工福利欠佳國家的出口品，甚或主張國際勞工要有共同標準，前者甚至包括所有低工資國家，這樣所有低收入國家的輸出都要遭排斥了。至于國際標準之厘定，無論在任何領域應透過國際協商取得共識。

跨國公司對環保的設施，諸如污水的處理、毒品的防治、生態的保護等，對發展中國家也有示范作用。對社會福利的貢獻，雖然不一定計算在經濟指標里，也有正面的。相反的，若干跨國公司也可利用發展中國家對環保意識的薄弱，對其輸出污染。

有些發展中國家將跨國公司物質方面的影響聯想到精神污染以及文化侵略的到來。跨國公司則抱怨發展中國家的官員貪污成風，以權謀私。實行行賄受賄是雙方的共同行為。在若干跨國公司的母國，如美國，對在境外行賄有明文規定，東道國中如新加坡對廉政從上至下認真執行，較少漏網者。

另一憂患是透過通訊網、媒界傳播對發展中國家所不接受的價值觀。在這方面防止的辦法不易奏效。首先，盡管若干傳播節目，如電影、雜志可以刪禁，但是渠道太多，特別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茍管制太嚴，有因咽廢食之虞，因為信息是現代化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再者，商品較易杜絕，思維和偏好很難以外力操縱。因此非潛移默化鮮能攻心。

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活動，一如在全球的戰略，必然是有選擇性的。以資源為導向的顯然聚集在天賦豐厚的地區，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礦產開發每局限于少數地區。

即使是市場導向或效益導向的活動往往也是集中在局部地區的。在中國，南方勝于北方，東方多于西方，沿海城市超過內陸鄉鎮。

跨國公司活動的不平均分布引起地區分利問題以及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在中國傳統的不畏貧而畏不均的思想與近代的平均主義推波助瀾，不均的憂慮是不容忽視的。

從經濟角度看來跨國公司的引進如果是對發展有正面作用的話，問題是有沒有條件使它們進來，至于在哪個地區則是次要。因此政策的焦點往往是致力于條件較好的地區，如基礎設施、人力、配套工業等較為完備的，且不屑提出各項優惠條件以提高相對的吸引力。其結果是跨國公司活動的集中度遠高于原來經濟環境的驅使。

這種傾斜政策在短時期內對名不見經傳的發展中國家有一鳴驚人的宣示效應，易引起跨國公司的注意， 但是長期施行有兩大缺陷。一是不獨歧視較不發達的地區，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抑且歧視民族工業。二是當其他發展中國家爭相效尤時，相對優勢互相沖銷，只有將利益轉移到跨國公司，肥水外流。所幸如果國民待遇的原則普遍推行，各種優惠措施也當逐漸淘汰。

即使沒有傾斜政策，無論來自國內的或國際的發展動力也是不可能平均分布的。特別是創新，既不是人人所能勝任的，也不是立即能擴散到全方位的，而是屬于極少數的。盡管成功以后，可能群起效尤，但是每每要經過一段時間，并且不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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