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茶葉對外貿易的現狀數據(高分求《浙江省茶葉出口現狀，問題及對策》論文一篇，3000~4000字！)

口商便可通過多點訂貨殺價，從中漁利

貿易條件的惡化還表現在出口茶葉市場地位的降低

以前，我國綠茶的“天壇牌”等品牌，在西J匕非市場曾是家喻戶曉，而目前除了“駱駝牌”等極少數幾個，省內茶葉出口企業普遍缺乏自己的品牌，即使小包裝出口，也大多采用進口商的定牌包裝，出口價格中的品牌附加值幾乎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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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價連年下降，效益明顯減少

近三年來，我省出口茶平均價持續下滑(圖1)，出口效益明顯滑坡，省內茶葉出口企業中，有些已處在保本經營甚至虧損經營狀態

無庸諱言，除了經營機制上存在的問題，質量下滑是造成茶價下跌之重要因素

由于對出口茶的感官質量缺乏統一的實物標準樣之約束，文字標準往往流于形式，使各出口企業在產品牌號、等級設置上擁有較大“自主權”，質檢部門很難按統一尺度對出口茶質量嚴格把關，水貨沖擊的現象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加以杜絕

而且，價格的一降再降，往往迫使出口企業通過減少生產上的投人來降低成本，從而造成低質低價之惡性循環

此種狀況，與當前茶業經濟質量效益型發展要求有著較大反差

三、幾點思考3

1 關于進一步調整優化出口茶類產品的結構問題

與其它農業部門一樣，茶葉屬于弱質行業，這是由產品的特性所決定的

農產品普遍具有的易腐性和易損性使得其生產經營活動帶有極強時效性，生產者很難通過“待價而沽”而得到利益上的保護，一旦市場供過于求，就容易導致恐慌性的虧本甩賣，市場風險較大

出 口茶 與 內銷茶相比，這種弱質性的特點更為明顯

因出口茶大多生產過程復雜，生產周期長，出口企業難以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隨時調節產量和花色等級構成

此外，隨著國內茶葉需求趨于高檔化，傳統的大路貨產品早已失去國內市場，出口茶廠是專門為出口而生產的，一旦形成庫存積壓，就難以通過“出口轉內銷”加以消化

我國出口茶花色品種多，雖然這有利于提高出口的總體規模，但對貿易條件的改善，未必有利

以浙江出口的綠茶為例，珠茶、蒸青茶等花色品種，在初制環節就已定型，不能改制，其出口市場又有很大局限性，珠茶銷日本不對路，而蒸青茶也進不了西北非市場

因此，就某一種特定的出口品種而言，其主銷市場較為狹窄，市場適應性不強，一旦市場需求不足，惡性競爭、削價競銷的現象就較難避免

由此可見 ，進一步調整優化出口茶類產品的結構是改善出口茶貿易條件之重要途徑

當然 ，改 善貿易條件也可以從制度創新的角度，按國外農業支持體系中的通行做法，建立出口茶風險擔保制度

一旦因不可控因素導致市場價大幅下跌，行業協會或其它相關組織對因庫存積壓遭受損失的茶葉出口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以防范恐慌性殺跌現象，穩定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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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于完善茶葉出口部門的產業組織結構問題我國茶葉經營分散，企業生產規模小，生產方式落后，浙江省也不例外

當前茶葉出口企業一頭連著國際市場，一頭連著提供加工原料的為數眾多的家庭生產主體，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帶來一系列問題

其一，按目前茶葉生產鏈源頭環節之小農經營方式，茶鮮葉中的“農殘”含量很難有效監控

一旦因衛生質量不合格遭到退貨，難以追究“污染責任”，出口公司承擔全部由此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這在無形中大大提高了出口成本;其二，出口公司削價競銷之同時，為了降低成本，只得對茶葉加工廠壓價，而加工廠又對茶農壓價

作為小生產主體，茶農既無獲得價格保護的權利，同時也無需承擔出口茶農殘超標的責任，這種責、權、利關系嚴重扭曲的市場關系，必然降低生產經營效率

由此可 見 ，提高茶葉基層生產主體的組織化程度，進一步推動茶葉產業化進程，其意義十分深遠

浙江省的茶葉產業化試點對于跨越“綠色壁壘”已經初顯成效，省內最大的茶葉出口企業— 浙江省茶葉進出口公司通過“公司十基地+農戶”的經營運作模式，實現從鮮葉到成品茶的全程質量監控，在2002年上半年全省對歐盟出口大幅滑坡的情況下，該公司向歐盟出口綠茶1166噸，僅比上年同期減少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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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于進一步完善出口茶葉交易制度問題出口茶的貿易條件之惡化，與交易方式和交易制度的不盡合理有著一定關系

目前 ，肯 尼亞、斯里蘭卡等以拍賣方式出口的紅碎茶生產國，在出口量穩定增長的同時，出口價總體保持堅挺，且明顯高于我國

這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交易方式可能是重要原因

與我國茶葉出口長期以來一直采用的單純合同訂購方式相比，拍賣交易有其固有的優點

其一，作為公平交易的平臺，拍賣市場沒有進人壁壘，國外中小客商都可參與交易

對出口企業而言，因交易渠道被一些國外大公司壟斷所造成的價格上任人擺布的現象，就可得到較好的避免;其二，拍賣市場信息公開，具有價格導向功能，可較好地防范因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殺價”行為;其三，拍賣市場的起拍價這一操作工具，能為出口產品提供最低的價格保護

上述幾點，幾乎都觸及到當前我國茶葉出口經營機制之癥結

由此 可 見 ，建立合同訂購和拍賣相結合的“雙軌制”出口交易制度，這是改善我國出口茶貿易條件的一條非常值得探索的途徑

浙江省作為全國茶葉出口的龍頭，有必要也有條件開展茶葉拍賣市場的試點工作

只有大膽嘗試，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才能不斷完善茶葉出口交易制度，并在全國作出示范

參考文獻1 衛龍寶

中國加人WTO對浙江農業發展的影響與對策

浙江省茶葉 學會第九次代表大會論文集，2001:54^5 72 陳宗愁等

加人WTO對中國茶業的影響與對策，茶葉科學，20 02 ,2 2(1):1 63 屠水根

淺談余杭燕青茶出口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中國茶葉加工，20 02

4:18^ 20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變化！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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