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企業海外布局的優勢及影響(跨國公司全球經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的企業家或經理在以往的經歷中都與跨國公司有聯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發現，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經理都曾在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供職。Ahenburg(2000)的研究則證實了許多脫離于原跨國公司，并成為獨立的供應商和分包商的企業，卻與跨國公司有著緊密的聯系。

四、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或者說是人為設置的人類行為限制因素”。相應地，Davis and NoAh(1971)將“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制規則，塑造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約構成。正式制約包括政治規則、司法系統和經濟合同;非正式制約包括社會性的行為規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識形態(s買粉絲tt，1995)。盡管眾多發展中國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其發展潛力和市場機會也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進入，但是其基礎性的市場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現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完善的法律體系;缺乏政治的穩定性和明確性;戰略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這種環境中，本地企業往往依賴于其基于社會網絡的整合機制來克服各種形式的市場失效(Peng，2000)，但是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應如何面對這種制度上的異質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相關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國公司的進入，例如廣泛削減和取消貿易壁壘、放松國內市場管制、實行私有化與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同時，旨在促進投資保護以及投資自由化的多邊投資協定框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接受和參與，規范跨國公司和各主權國家行為的制度與法律規則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個國家做出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共1452項管制變動中，有94%是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雙邊投資協定的數目從1980年年底181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項，其中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此類協定也日益增加。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項。應當看到，這種政策改變本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跨國公司影響力不斷加大，發展中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但同時也是隨著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不斷提升，對本地政府進行游說或直接談判的結果，一些跨國公司有著展開近乎主權國行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環境的變化還直接影響到了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選擇。跨國公司早期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這是受到當時特定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并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間的交易與聯系更加依賴于彼此間非正式的關系網絡，跨國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場經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選擇通過合資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與本地市場、企業和制度間的廣泛聯系。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及經濟開放程度的提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呈現出獨資化的趨勢。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5)顯示，世界500強中國投資的120個項目中，約有40%通過增資擴股，實現了控股。這種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降低，跨國公司正逐漸擺脫當地網絡關系的依賴而轉向以市場能力為基礎的競爭。跨國公司競爭模式與本地環境之間正構成了一種共生演進的選擇與適應關系。

五、結論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新技術變革不斷加速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直接導致了跨國公司對其全球戰略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影響則是多方面的，并且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現。對于不同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跨國公司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調整將廣泛地影響到其區位優勢的構成和對外貿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況下，不同地區間往往為引入外國直接投資而紛紛制訂各種優惠政策以及激勵措施，但是在當今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其戰略目標正在從傳統的效率和成本引導、市場引導轉向以創新能力等為主要內容的核心能力架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認識到單純的激勵政策作用正變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創新和知識性資源的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因此，促進區域內促進創新和知識資本開發的基礎環境建設則變得尤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資本的開發、產業集群的培育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是全球化進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影響也是多方位的，我們只有從動態的、全面的觀點去審視這種轉變的實質才能夠準確定位自身發展的優勢所在和發展路徑，從而進一步促進自身的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分析我國經濟重心向中西部轉移各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所體現的經濟學道理？

一、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重心轉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政府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適應各發展階段的具體社會經濟形勢,進行了三次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調整。根據區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將我國的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

(一)以經濟效率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總結建國以來區域發展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區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突破了原有經濟體制下生產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縛,充分認識到由于區位條件、產業基礎、投資效率等因素的差異,及資源因素的約束,認為全面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可能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實現,以及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區域發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觀必然性;認為按照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區域的發展也應該是有層次、分階段逐步進行的;認為在現有資源前提下,就應該先行發展具有絕對優勢、具有相對優勢且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重點地區和重點部門,優先發展那些具有較強增長優勢的地區,以取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增長速度,通過這些地區的發展及其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區域共同發展。

基于上述認識,我國在1978-1990年實施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的非均衡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區域政策重心開始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并以提高國家經濟綜合實力、追求經濟整體增長效率為目標,全國形成了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的對外開放格局,以及沿海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地的梯度開放布局,對東部開放地區形成了與區域布局相對應的投資傾斜政策,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政策和優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顧公平的發展階段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差距逐步擴大,梯度轉移的區域發展戰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戰。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內陸地區與周邊國家發展的貿易關系而產生的新的機遇,能源與原材料供應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國加快中西部的資源開發,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現象日益嚴重等問題,使得中央政府在考慮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公平問題。所以,1990-1999期間,在促進沿海地區在繼續發揮其增長優勢的同時,國家加快了對中西部的開發開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線的經濟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過這三大軸線的經濟布局促進內地的經濟發展,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以此為標志,區域政策的重心由東部沿海地區的帶狀式發展演變為“以東部帶中部及西部”的軸線式發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為重心的發展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并沒有縮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決東西部的差距已經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區域政策的立足點,區域政策的重心必須放在區域之間的公平問題上。注重公平的發展階段經歷了西部大開發(1999-2003年)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2003年至今) 兩個時期。從“九五”開始,中央把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性任務來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注重公平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正式啟動。以此為標志,中國區域政策的重心實現了第三次轉移。2003年10月,我國正式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計劃,2007年8月,我國又提出了建立東北經濟增長極的規劃,中央希望通過聚焦區域的發展,實現參與國際競爭與提高國際競爭力及降低區域差距。至此,我國最終形成了全方位的區域開發格局。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效應狀況

我國區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目標主要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率,為實現這兩個目標所執行的區域政策整體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等方面,其中又以經濟增長作為區域政策整體效應的主要評價指標。

從經濟總量上看,我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及相應的區域政策,應該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占全國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態勢,從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達到60.00%。與全國經濟增長的水平相比較,東部沿海地區基本上快于全國的速度,進而保證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8%左右的經濟高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經濟總量與整體實力逐步提高。與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比重基本上出現下降的趨勢,特別是中部地區,從1980年到2006年之間,下降了7個多百分點,西部地區也下降了1.8個百分點。

從改革開放到1999年之前中國區域政策的重心是經濟增長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區域發展政策在促進全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差距不斷拉大。1999年后,區域發展及區域政策重心轉向西部,西部地區投資和經濟加快增長,到2002年底,西部地區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間差距增長率的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在區域政策效應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響區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有效地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這對東部沿海地區來說,無疑是促進其經濟增長的利好消息。但對中西部來說,可能會再一次拉大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不過,這種差距增長率再次拉大的經濟現象符合薩拉—艾—馬丁(Sala-I-Martin,1996)的“條件收斂”模式,即在區域經濟增長路徑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變化很可能會暫時地影響增長趨勢,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所考慮的因素卻最終會把經濟增長重新拉回到收斂的路徑上來�①。至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978年以來中國區域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沒有明顯地縮小區域差距,區域經濟伴隨區域政策的執行,其差距在繼續拉大。

三、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政策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第一階段取得了明顯的效應,這時的政策由封閉轉向相對開放,建設的重心由內地轉向沿海,東部沿海地區在國家區域政策的支持下,憑借其良好的自然區位優勢和經濟社會基礎,積極利用和發展外向型經濟,吸引了大量生產要素流入,帶動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東部沿海區域的極化效應,在提高就業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時,促進了工業化進程和產業升級,從而為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種區域政策極化效應的取得,主要歸功于政策支持和區位優勢兩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對外開放政策作為外生變量,有效地增加了該區域的資源供給和來自海外的各種需求,極大地刺激了沿海極化區域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之前,與內地相比,沿海地區的自然資源比較匱乏,很多生產資料都要由內地供給,而當地的需求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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