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國首個海外軍事保障基地(軍力全球排名)

聯結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航海家》一書中有一段記述：明成祖召近旁的袁忠徹問：朕意用鄭和為船隊指揮，此議如何?充分理解明成祖旨意的袁忠徹對日：“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明成祖最終選中了“才負經緯，文通孔孟”、“有智略，知兵習戰”、“博辯機敏”集于一身的鄭和任“欽差總兵太監”，統率有27 000多人的龐大船隊出使西洋。鄭和多年的愿望終成現實。1405年冬，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浩浩蕩蕩向遼闊的海洋進發。鄭和的寶船9桅12帆，最大排水量達l4 800噸，可載重7 000噸。鄭和船隊的每艘船上都裝有當時最先進的羅盤導航系統。船隊在大海上劈波斬浪，不到l0天就到了占城國(今越南南部)。占城國的國王聽說明朝的使者到了，非常高興，親自主持了最隆重的歡迎儀式。隨后，國王派人跟隨中國商船隊到各地進行友好訪問并開展貿易。離開占城國，鄭和船隊又訪問了爪哇、蘇門答臘等國，于1407年勝利返回祖國。緊接著，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鄭和又連續兩次遠航，訪問了滿刺加、錫蘭等國，并在滿刺加建立了一個倉庫基地，用于存放金錢、貨物和糧食。1411年，鄭和率領船隊從滿刺加基地出發，向西北航行，經過錫蘭、柯枝等國來到叫“西洋大國”的古里國(在今印度境內)。1417年，船隊第五次航海到達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1421年第六次航行到達了非洲，訪問了那里的木骨都束(今索馬里的摩加迪沙)、竹苛國等地。1431年1月，年過六旬的鄭和率領船隊開始了第七次遠航。他們遍訪南海和北印度洋沿岸地區，到達了圣地天方(麥加)。1433年7月，鄭和結束了最后一次航海回國。1435年，鄭和逝世，享年64歲。

鄭和在漫長而復雜的航海實踐中，對海洋的認識不斷深化，海洋意識不斷升華。最初喜歡航海是出于家族征服海洋的民族習性的一種本能反映，在鄭和眼中，覆蓋地球表面積71％的海洋是一個連續的整體，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連接起來。海上航路是天賜之物，海洋航行、此地到彼地，無須耗費巨資建設和維修道路，船舶可以運輸各種商品，是“國家通往海外財富的偉大通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航海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使鄭和認識到了航海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航海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既要和惡劣的海況做斗爭，也要和野蠻的海盜進行戰斗。正像馬克思在《十八世紀的秘密外交》中指出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眼看自己的海和河岸被奪走。鄭和的航海目的在于宣揚國威，不著重去發展貿易和對外殖民，但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寶船隊，外邦諸國也不會聽從詔諭，俯首稱巨。鄭和在幾十年航海生涯中，切身體會到海洋通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南洋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是兵家必爭之地，丟了南洋的控制權，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鄭和一方面加強中國與南洋各國問的友好往來，擴大中國在南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另一方面呼吁明朝政府重視南洋，保留海軍艦隊，牢牢掌握制海權，保衛國家安全。鄭和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把航海活動持久地發展下去作為畢生追求的目標，他悉心繪制《鄭和航海圖》，不斷提高航海技術，改進航行設備。鄭和十分重視基地和轉運站的建設，在占城設立艦隊大本營，在“據諸番要沖”，“乃西洋要會”之地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并以此為“外府”，儲存貿易物資和船隊用品，保證航海活動持續發展。鄭和幾十年處心積慮、嘔心瀝血經營航海事業，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中國艦隊的控制之下，建立“四夷順，中國寧”和“萬邦來朝，威振四海”的明帝國一統天下。鄭和在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航海經驗，海洋思想不斷升華，逐步由一個職業航海家成長為一個海洋戰略家。

綜觀鄭和的一生，家族的教誨，伊斯蘭教所特有的航海習性和征服海洋的優良傳統的熏陶，為鄭和矢志海洋并成就偉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歷史上長達3個世紀的航海活動高潮以及地理知識的擴大，造船工藝和航海業的大發展為鄭和完成航海大業創造了客觀條件。明朝初期的民富國強，海軍船隊強大以及明成祖的海外擴展政策和知人善任，使鄭和實現航海抱負成為可能。而鄭和自身的才華，熱愛追求海洋的堅強信念，征服海洋的冒險開拓獻身精神和不辱使命、憂國憂民的優秀品質是其成長為一個偉大的航海家和海洋戰略思想家的重要保證。海洋選擇了鄭和，鄭和創造了航海奇跡。

三、鄭和海洋憂患意識的歷史印證

15世紀最初的30年，長達3個世紀的航海活動達到鼎盛時期。“中國向海洋挺進始

于南宋時期，當時的船隊控制了中國海東部；元朝時期，進而取得在南中國海的優勢。明初，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戰船進入并巡航于印度洋，以顯示其海上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在短暫的一段時間，中國的海上軍事影響力波及從日本至非洲東岸的遼闊海域”。⑥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開了鎖國禁海的先河。朱元璋從登基開始，便屢屢發布禁海令。當時重點是禁止民間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運。洪武四年(1371年)規定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罷泉州、明州、廣州市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民間番香番貨，嚴令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中期以后，中國的禁海達到巔峰，及至片板不許人海。嘉靖年間(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未禁大船，盡數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沿海地方政府也下令，對私造雙桅大船下海者，務必要一切捕獲治之；查海船雙桅者，即捕之。中國沿海的水師也越來越專注于執行政府的海禁政策。

明朝海軍的衰落是從1425年明仁宗登基開始的。伴隨著禁海，明仁宗曾一度停止派遣鄭和統率的海軍遠征，l431--1433年，明宣宗允許鄭和進行最后一次遠航。l436年明英宗即位時，即頒布詔令，不僅禁止建造遠洋海船，而且減少制造戰船和武器，每個海軍單位都受到裁減。浙江省海軍船隊由700多艘裁減到300多艘。海軍運輸船的狀況更糟，山東省登州衛的l00艘船只剩下18艘，到1503年僅保留l0艘，其中4艘被派往湖廣省，3艘去浙江和福建，只有3艘留在登州。l524年朝廷敕令，停止登州制造遠洋船只。隨著船隊的大規模削減，船舶制造也衰落了。大型的、吃水深的運輸船逐漸被小型的平底駁船所取代。在官辦船舶制造廠造出的小型船，建造質量比私人造的商船還要低劣。因朝廷不重視海防，海軍軍餉一減再減，致使兵員逃亡現象非常嚴重。以至于到16世紀初，當日本倭寇加劇劫掠時，明政府不得不依靠商船和武裝的居民來抵抗。原來揚威異域的海軍，現在僅能勉強地守在本國水域內，抵抗海盜的襲擊。中國保持了3個世紀的海上權威地位，就此迅速動搖了。

清王朝緊步明朝海禁的后塵，頒布了與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著又頒布遷海令，強令閩、粵、蘇、浙沿海居民內遷50里(1里=0．5千米)，越界立斬。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厲行禁海，停止與南洋貿易，嚴禁將船賣給外國人，嚴禁運糧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將康熙二十四年開放的4個港口撤銷3個，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門入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將沿海戰船一律改小；l806年，則下令嚴禁民間違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過20名。這些禁令導致中國造船工業嚴重萎縮、海防廢弛，使中國水師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遠出。

明清統治者實行海禁，導致了閉關鎖國，國力日漸式微。而西方列強大肆向海外擴張、掠奪。他們憑借著堅船利炮逐漸轟開了中國的海上大門。l637年，英商“可甸聯合會”派出了以威代為首的5艘武裝商船，闖進南中國海，進行了第一次有一定規模的對華貿易行動。1840年7月16日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后，中國海門大開，西方殖民主義者肆無忌憚地進犯中國海疆。1856--1860年，英法兩國聯合出兵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海軍黃海海戰，以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而告終。5年后，八國聯軍又一次兵至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百余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強，對中國的頻繁入侵、掠奪幾乎都是從海上來的。海上入侵高達84次之多，入侵艦艇l 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帝國主義列強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由此一步步墜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從《南京條約》、《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的60年間，大量割地，賠款額高達13億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總和。1937年日本侵略者再一次借助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和制海制空權發動對中國長達8年之久的侵略戰爭。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進一步印證了鄭和的“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的偉大預言。回顧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輝煌時代大多是向海洋拓展的時代，而落后屈辱的時代則與喪失海權密切相關。舊中國屢屢戰敗，都是失之海權、敗之海權。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列強對待海洋問題比我們精明、深刻而且超前，侵略者每次得手之后，首先要求的就是我們的海權，即要求割讓我國沿海島嶼，致使我國的舟山、香港、澳門、臺灣和澎湖列島都曾成為侵略者的“戰利品”。歷史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印證了鄭和預言的正確性，它用鐵的事實一再告訴國人，海洋問題，絕不是一個區域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國家富強和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海洋者，安天下，得富強。

四、鄭和之后關閉海門的原因分析

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使節便已經歷訪黃支國(今印度東岸南部)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了。當時，漢的商船隊是在徐聞和合浦做好準備后揚帆出海，沿著海岸經越南、泰國、馬來半島南下，進入馬六甲海峽，再北上到達邑盧沒國，然后繼續沿海岸航行，赴黃支國和已程不國的。中國沿海一帶地方，特別是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的沿海居民，從事農業并兼營漁業者很多。在遠古時候他們便與海洋發生了聯系，而且經常接觸海上來航的外國人，不斷地豐富了有關海外知識。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航渡海外者逐漸增加，他們扮演了海上航路的主要角色，被稱為天生的航海者。自唐末，特別是8世紀以來，陸上的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海上交通日趨興盛起來。唐末以后，以廣州和泉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取代了以長安為起點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東西交通的干線，海上運輸蓬勃地發展起來。唐王朝積極鼓勵海上交通貿易，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已經有了市舶司的設置，以掌管有關海外貿易的一切事務。其中心地在廣州，伊斯蘭商人從波斯灣諸港揚帆，渡過印度洋，繞馬來半島來到廣州。

宋王朝承襲唐代鼓勵海外貿易的做法，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設立提舉市舶司，管理以征收關稅為主的貿易事務。來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蘭商人居住在規定的居留地，其區域稱為“蕃坊”，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受到特別的優遇。進入元代，泉州作為貿易港，其繁榮程度超過了廣州，被譽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馬可·波羅所著《東方見聞錄》對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紹：“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滿載著奢侈商品、高價寶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斷來到此港。自此周邊的蠻子各地來的商人們也麇集于這個海港。總之，在這個海港，各種商品、寶石、真珠的交易盛況，沒有比這更令人驚嘆的了。聚積于這個海港城市的商品，從這里搬運到蠻子各地販賣。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給基督教諸國而裝載著胡椒的船只進入亞歷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話，那么將有相當于百倍的百艘船來到刺桐港，就此種貿易額來說，無疑可以斷言，刺桐港市確實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財政總收入的20％左右。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來海外貿易的盛況，而且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元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經由海路，以東方之高麗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亞諸島、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幾個國家為對象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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