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應對(數字經濟對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公法規則對數據處理行為進行監管。

GDPR所確立的三大管轄制度，可稱之為“長臂”管轄原則。通過分析該規則可以發現，世界上任何一家與歐盟有相關貿易往來的數字經濟企業，即使沒有在歐盟境內設立任何機構，也可能受GDPR的管轄。重罰機制，加上“長臂”管轄原則，使GDPR威力無比。

企業應對GDPR的當務之急

歐盟對于數據保護設定比較嚴格的高標準，必然會有很多數字經濟企業一時滿足不了要求，或一直不愿花大成本滿足標準，所以罰款也必將蜂擁而至。那到底罰誰？

由于人力、物力、財力等執法資源的有限性，未來歐盟對于數據保護的“選擇性執法”在所難免。名企首當其沖。“槍打出頭鳥”，選擇“殺”一些名企，達到“儆百”的目的，可能是歐盟未來數據保護執法的常態。

然而，不管是名企還是非名企，既然選擇歐盟大市場，就應當根據GDPR的要求，建立健全合規的數據保護制度。名企財力雄厚，盡管被高額罰款，可能還承受得起。但是，對于非名企，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來說，歐盟的一次罰款或制裁，可能馬上就會使其瀕臨破產。

“羊未亡，牢需補。”全球數字經濟企業應當高度重視GDPR。隨著中國《信息規范》也將實施，中國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盡快完善數據保護制度：

第一，高度重視個人數據保護。企業高管團隊應當對GDPR有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預判，盡早制定周密的戰略計劃，不計成本消除各種不合規隱患，加強人員管理與培訓。企業相關業務部門應及時全面分析已經采集、存儲的個人數據的種類、用途與獲取方式，刪除不合法、不必要的個人數據，實現個人數據保存時間的最小化，并不斷加強數據安全保障。

第二，完善數據主體的權利設置與行使操作規程。GDPR賦予了數據主體一系列強大的權利，對于這些權利的保護不足和侵犯屬于嚴重違法行為，歐盟監管機構可處以最高額度的罰款。在賦予數據主體同意權、訪問權、可攜帶權、被遺忘權、更正權等重要權利外，還應當核實這些權利設置與行使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例如檢查設置的同意權是否符合GDPR的要求。我國《信息規范》要求收集個人數據時原則上應獲得授權同意，收集個人敏感信息還需明示同意，另外還明確了撤回同意權。

第三，完善數據處理機制。運用適當的組織措施與技術措施，確保數據處理符合GDPR的基本原則與合法性條件。以透明的方式，使用簡明易懂的語言，及時如實告知收集、存儲、使用個人數據的情況。建立健全數據保護影響評估機制與事先協商制度，對個人數據進行去標識化處理，完善數據匿名化處理規程，提高數據處理過程的安全性，并對個人數據處理活動進行記錄。

第四，必要時任命數據保護官。GDPR要求相關企業以透明的方式，任命具有專門數據保護知識的數據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DPO可以確保數據控制者和處理者遵從GDPR的相關規定，同時也扮演著與監管機構之間的聯系人和合作者的角色。如果經評估必須設立DPO，則應保障DPO的任命、權利和職責符合強制性規定，并為DPO獨立履行職責提供充足的資源。另外，企業可考慮聘請外部數據保護顧問。

第五，完善數據泄密報告與處理機制。GDPR要求原則上自知道個人數據泄露72小時內，向監管機構報告，并將可能產生高風險的泄露信息通知受到影響的個人。企業應詳細記錄個人數據泄露情況，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不斷修改完善現有的數據泄露管理流程。我國《信息規范》要求企業定期組織內部相關人員，進行個人信息安全事件應急響應培訓和應急演練，及時更新應急預案。

另外，數字經濟企業還應當從更新隱私聲明與政策、刪除相關協議文本中侵犯數據主體權利的“霸王”條款、完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等方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不合規風險。

政府應為數字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GDPR是法律，屬于歐盟的上層建筑，但其所要調整的卻是全世界的數字經濟企業。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別，所以不同的經濟基礎與同一的上層建筑之間，必然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個人數據權利要保護，另一方面技術要創新、市場要發展，二者之間發生沖突在所難免。

GDPR是一把雙刃劍。歐盟GDPR選擇了偏重保護個人數據權利，可能會對技術與市場的發展產生一定的阻礙。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不僅需要靠企業不斷提升數據治理水平，還需要靠政府主動采取措施，解決企業無法克服的實際困難。

首先，政府應當高度重視GDPR給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嚴格的個人數據保護，帶來高額合規成本。由于信息資產管理的運營成本會顯著增加，而且擔心被重罰，一些企業已經暫停歐盟的相關業務。GDPR的實施可能不利于中小數字經濟企業成長，并可能助長巨頭企業的壟斷地位。因而，政府應當在戰略上予以重視，積極制定各種鼓勵扶持政策，有效支持企業提升數據治理水平，消除數據壟斷，降低GDPR合規風險。

其次，與歐盟積極溝通，完善對話協商機制。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需要認真研究歐盟GDPR的監管規則，緊密協同配合，擔當有為。在積極制定政策法律不斷完善企業數據保護水平的基礎上，與歐盟監管當局開展平等對話協商，表明難點與決心，贏得理解，減少不必要的處罰與貿易糾紛。

再次，完善數據保護執法合作機制。對于GDPR 的監管挑戰，各國政府應當充分研究歐盟數據保護監管的利益關切和行動計劃，加強信息開放與共享，健全實體法之間的協調機制，尋找監管標準的最大公約數，積極尋求產業合作和個人信息保護執法合作，實現全球數據保護的共商共治。

除了作為重罰的依據，歐盟還可能將GDPR作為新的技術壁壘，阻礙全球數字經濟企業在歐盟的發展擴張。在我國正在推行“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GDPR也可能成為阻擋我國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的障礙。但無論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合規經營是數字經濟企業做大做強的不二法則。盡管“規”可能很嚴厲，但只要“規”是合法有效的存在，企業就應當嚴格遵守。（來源：《財經》雜志）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消息來自新華網。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數字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如下：

1、降低貿易成本：數字經濟使得全球貿易的成本大大降低，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臺，企業可以直接與全球的客戶進行交易，減少了中間環節和交易成本。此外，數字技術的運用也使得物流和供應鏈管理更加高效，進一步降低了貿易成本。

2、擴大貿易范圍：數字經濟使得全球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企業可以更加便捷地進入國際市場，擴大了貿易的范圍和機會。同時，數字技術的運用也使得消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購買到來自全球的商品和服務，促進了消費市場的擴大。

3、改變貿易方式：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貿易方式，例如跨境電商、網上商店等，使得傳統的貿易方式得到了改變。這種新的貿易方式不僅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也使得企業可以更加靈活地開展業務。

4、促進創新和產業升級：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促進了創新和產業升級。這些新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改變了傳統產業的面貌，也催生了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

數字經濟的用途：

1、優化決策：數字經濟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幫助企業和政府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例如，通過分析市場趨勢、消費者行為等數據，企業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場需求，調整產品和服務；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社會經濟狀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2、改善生活：數字經濟也可以直接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例如，通過網上購物和在線支付，人們可以更加方便地購物和支付；通過智能家居和智能健康設備，人們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健康。

3、促進社交：數字經濟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人們可以通過社交平臺、網絡游戲、虛擬現實等技術進行交流和互動，增強社交體驗。

4、推動全球化：數字經濟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臺，企業可以更加便捷地進入國際市場，加強了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

5、提高醫療水平：數字經濟通過醫療信息化和智能化技術，可以提高醫療水平和效率。例如，通過遠程醫療和智能醫療設備，人們可以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

數字經濟對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的影響

數字經濟對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的影響：中國已經加入WTO，中國經濟也在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面對日益繁榮的對外貿易貿易摩擦也不斷的發生，學習商法能提高自己在做貿易中的法律意識，更能規范貿易中的各種糾紛。

數字經濟受到三大定律的支配：

第一個定律是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的價值等于其節點數的平方。所以網絡上聯網的計算機越多，每臺電腦的價值就越大，“增值”以指數關系不斷變大。

第二個定律是摩爾定律：計算機硅芯片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翻一翻，而價格以減半數下降。

第三個定律是達維多定律：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夠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所以任何企業在本產業中必須第一個淘汰自己的產品。實際上達維多定律體現的是網絡經濟中的馬太效應。這三大定律決定了數字經濟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數字經濟背景介紹：

信息經濟的另一種稱謂。旨在突出支撐信息經濟的信息技術二進制的數字特征。是一種互聯網經濟。正如美國復合技術聯盟主席D.塔帕斯科特1995年出版的《數字經濟——聯網智力時代的承諾和風險》一書所說明的那樣。

信息技術的數字革命，使數字經濟成了基于人類智力聯網的新經濟。1998年4月15日，美國商務部公布了以《浮現中的數字經濟》命名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著重分析信息這一核心資源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定性作用。

嗣后，這樣的研究報告又按年連續出了多本。這些報告均以分析信息產業、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等有關信息經濟的發展為內容。數字經濟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同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分不開的，也是同傳統經濟的逐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分不開的。

商務部：我國全面推進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將有哪些影響？

首先是對尋求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權有一定的影響。從規模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大國，但從影響力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小國。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地位與DEPA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DEPA的規定更適用于我國。而且，通過參與DEPA，在國際數字貿易談判中輸出中國式的規則，可以避免受到一些發達國家的限制。

其次是對新興趨勢和技術有很大影響。涉及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等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合作領域，確保DEPA能夠應對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數字身份是貿易協定的一個新問題，例如國家商業號碼。DEPA要求各方在數字身份問題上進行合作，包括交換數字身份政策和法規、技術實施和安全標準。

再者是對數字經濟的貿易輸入和輸出有很大影響。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仍在不斷變化。有人認為可以分為三類：數字商品貿易、數字服務貿易和數據貿易。.在其他場合，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相關談判，大多數成員在語義上也使用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的概念，因此它們都包括使用平臺的商品跨境銷售和跨境傳輸數字內容和服務。

要知道在沒有全球協議的情況下改進國內立法是一個主要趨勢。這不僅是為了保障國內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也為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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