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文化海外傳播研究現狀(怎樣認識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發展與中華文化在世界傳播的關系)

散。現在全省范圍內，都以深圳和珠海為借鑒，來加速經濟的發展;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還為全國眾多沿海開放城市所采納并在相應的地區產生連鎖效應。

那么，是否會在經濟特區產生特區文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個簡單然而引人深思的例子是：深圳的“圳”字，在幾年前對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不少人都誤讀為“川”，而現在卻成了家喻戶曉的常見字。然而，流傳多年的老字號的“涪(音浮)陵榨菜”、卻至今仍經常被誤讀為“培陵榨菜”。個中奧秘就在于文化的傳播往往借助經濟的手段實現。

現代商品經濟，是屬于一種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因而也是一種高層次文化的表現形式。現代商品經濟不僅需要實力和經驗，而且需要更高的智力和文化素質的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市場”固然是活躍的機制，但是，“文化”，即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素質同樣是不可缺少的活躍的機制。“市場”與“文化”相輔相成，共同對經濟的起落興衰產生促進和制約作用。可以說，沒有先進的文化，便沒有發達的現代商品經濟。特區的經濟正從單一的計劃經濟，迅速轉變為多元的現代市場經濟，這就需要有適應特區經濟發展的特區文化。建設特區文化、發展特區文化，是當前嶺南文化建設的一項嶄新的歷史任務。研究特區文化的現象、現狀、特點、發展方向，也就成為嶺南乃至全國文化工作者一項新而復雜，卻又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課題。

(2) 從深圳看特區文化的形成和特點

深圳特區在海南省建立特區之前，是全國四個特區(除廣東的三個之外，尚有福建省的廈門市特區)中面積最大、成就和影響最大的副省級市經濟特區，因此深圳特區文化，可以作為特區文化的代表。自1986年以來，深圳掀起了一股熱烈的文化氣浪，而且熱度在不斷升高，氣浪的沖擊力也在不斷地加強。這不是偶然，而是適逢其時，應運而生。這股文化熱浪，與全國這些年的文化熱，雖有共同之處，但卻有著明顯的特區風格;就是與廣東文化相比較，也有不少差異。

經中央批準，在與香港接壤的寶安縣(現在的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在鴉片戰爭前，均屬廣東省新安縣，辛亥革命后改為寶安縣)建立了經濟特區，時間是1980年5月，相距寶安縣建市的1979年3月僅十四個月。作為經濟特區的范圍是與香港新界、九龍山海相連的一個狹長地帶，總面積為327.5平方公里，是當時廣東的三個特區中面積和規模最大的，然而無論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卻是極度貧乏的。以文化類型來看，它基本上是傳統的濃漁自然經濟的農業文化;全市2020平方公里人口僅有二十多萬，而且大多為老弱婦孺，約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青壯年都在香港及海外;特區人口僅有2.3萬。在人口結構上，百分之九十為農民和漁(��)民，文化素質偏低。從精神文化看，文化設施落后。原來寶安縣屬文化系統僅有三名受過大專教育的工作人員;在特區范圍內的原寶安縣城深圳，僅有一間建于40年代的電影院，一間建于60年代初的戲院，一間約一百平方米的新華書店，一間沒有多少藏書的圖書館。可說是一片文化沙漠。特區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沙漠中萌生、發展。其成型的關鍵就在于經濟特區的興起。

在一片農田、海灘、荒山丘陵上建立起來的深圳特區，最大的特點就是：既是一座高速度建成的新興城市，又是一座“移民城市”。目前深圳市的人口(含非常住人口)已達三百五十萬，比建市初期的三十萬猛增了十倍! 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來自全國五湖四海。這數以百萬計的新移民迅速改變了深圳的人口結構和文化素質。其中不乏富于開拓精神、受過較高教育、富有朝氣的年輕人、學者、專家，他們給深圳這片貧乏的文化之土，注入了新鮮的、高質素的豐富養分。

深圳特區的三資企業和三來一補企業密集，從內地農村招來了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勞工。這些勞工雖不是深圳的長住人口和正式居民，流動性大，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質不高，但卻占有總人口的約三分之二的高比例。這批勞工和深圳的正式居民共同生活，為深圳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帶來了全國各地豐富多采的地域民俗文化;他們年輕而富于朝氣，敢于擺脫中國農民傳統的“安土重遷”觀念，憑著一點朦朧的理想之光，只身遠闖深圳，又為深圳特區增添了開拓、務實、艱苦樸素兼而有之的生氣蓬勃的文化意蘊;他們既造成了深圳文化結構層次懸殊、文化斷層現象突出的現狀，又為深圳通俗大眾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和深厚的基礎。

深圳作為一座現代城市，無疑是年輕的，這就有利于塑造嶄新的現代城市文化形象。深圳人的年齡結構同樣是年輕的。目前深圳人的平均年齡僅有26歲，為全國最年輕的城市。深圳人因此而充滿青春活力，較少陳舊的思想束縛和瞻前顧后、畏首畏尾、墨守成規的心理負擔;更具有開拓、進取、創新的精神和競爭意識。

年輕的城市，年輕的移民，年輕的事業，這就是深圳特區的文化土壤。

深圳的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條件極為優越，與香港接壤，距澳門僅需一小時的海路，背靠華南最大的世界名城廣州。廣深鐵路可直通香港九龍;蛇口港的飛翔船只需一個鐘頭便可到達香港、澳門、珠海特區;貨運碼頭和集裝箱碼頭可接通世界各大港的大型貨輪。自建特區以來，海外、香港及全國各地每天以各種原因進入深圳的人流絡繹不絕。外來文化通過傳播媒介和多種渠道暢順無阻地在這個新興城市流播，使西方文化、香港文化、內地文化、本土文化都在這里匯合、碰撞、互相融合、消長、從而生出獨具特色的新質文化。作為一個特殊的“窗口”，深圳能較快捷順利地將中國傳統文化順其自然地傳向海外的世界;同樣地也具有在加速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特區萌芽的新質文化得以充分吸收中外文化之長的優勢。

深圳目前的經濟型態，是一種多元格局的市場經濟。外資企業，來自全國各地的企業，私營企業及其他各類型的經濟成分，都能在深圳這座獨特的新城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和發展機會。與此相適應，特區文化也就具有精神產品和文化意識都帶有較高商品化程度的多元格局和特點。在總體上是一種以通俗文化為主，兼具高級文化的新型文化。

深圳特區是一個由農村向城市過渡，由農民向城市市民過渡，由傳統管理模式向國際標準化、現代化管理模式過渡的“過渡社會”。1997年7月1日深圳特區與全國各省市一道，迎來了香港回歸，它開始面對“一國兩制”的全新景象。在溝通香港與內地，通過香港進而溝通海峽兩岸大陸與臺灣同胞的關系方面，起著“文化引橋”的作用。

市場經濟的競爭、開拓機制和新興城市的創業精神，塑造了深圳人全新的文化觀念。從文化心態看，深圳人既有“拓荒牛”的開拓創新精神，也有“淘金者”的商品經濟意識。“時間就是金錢，效益就是生命”的口號，體現了開拓創新的主體精神和生機勃發的商品效益觀念，兩者共同組成了特區文化的主旋律。

進入90年代，深圳特區文化已初步形成，它以不同于我國傳統文化，又有異于港臺和西方文化的獨特性，顯示了本身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也體現了一種新質文化的昂揚生機。源頭活水的不斷涌來，保證了深圳特區文化的新鮮和健康發展。深圳雖首當其沖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強勁沖擊，但它并沒有因此而徹底“洋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正以新的形式，新的內容，新的觀念蛻舊更新。它在濃烈的西方色彩點染下，骨子里卻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這種種現象，既體現了深圳特區文化中傳統文化的深厚根基，也體現了來自全國各地不同層次的移民的善于鑒別和選擇，這之中既有開拓創新意識昂揚的專業技術移民的高度智慧，更有“打工一族”所秉賦的中華傳統文化基因的勤勞樸拙的精神，在開放與傳統的共同作用下，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西方思潮的強烈沖擊下仍得以留存和流傳。深圳特區文化的“特”的顯著而可貴的表現，便是能在多種文化的碰撞沖突中不斷地蛻舊更新，既證明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又體現了外向型的兼容性、開放性和活躍的生命力。概括地說，深圳特區文化是多元的、開放的、兼容的、以現代市場經濟為機制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質文化。

(3) 關于負面效應的思考

每一種文化模式的建設，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結晶，是長期積累、匯聚、碰撞、整合、繼承、揚棄的結果，絕不可能在短期內一蹴而就。深圳特區文化的“年齡”只有十七歲，在建立現代新質文化的漫長歲月中，可說僅只是一棵稚嫩的幼苗。因粗疏、偏差、失誤種種主客觀原因而出現某些負面效應是無可否認，也不必諱言的。

漫步深圳街頭，種種不文明的現象，破壞了深圳特區文化新生兒的形象。一些裝璜華麗的商場餐廳，供奉著作為財神和保護神的關羽的偶像;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供奉的香燭果品卻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制作的仿制品。正應了廣東人常說的一句話：“欺神騙鬼”，但其實是在欺騙自己。鬧市街頭，不乏占 卜算命的攤檔，而且也總會圍著幾位“摩登”的問卜者。在一些旅游點的廟宇里，穿著時髦的少男少女，混雜在年老的婆婆之間、虔誠地跪拜在毫無意義的偶像前問卜求簽，以定禍福或終身大事、或求發財致富。人們對數字的迷信令人詫異。為了諧音“發”的“8”字的電話、車牌、門牌等“吉祥”號碼，不惜一擲千金走后門去購買，而有關的某些職能部門也泰然地標出高價售賣這類帶有“吉祥”數字的號碼。與“死”諧音的“4”字，則避之如死神。打著“文化”旗號而興起的色情場所，曾一度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深圳的夜生活中;至于暗中的色情場所則屢禁不絕，始終難以掃清。……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沉的反思。

以經濟為突破口的改革開放大潮無疑會泛起一些文化沉滓。其中既有曾一度銷聲匿跡的舊中國的惡風陋習，也有西方文化中腐朽的垃圾。深圳從一個貧困落后封閉的瀕海小縣，飛躍成一座“現代化的一夜之城”。“深圳速度”的正效應和輝煌燦爛，往往也伴隨著負效應的陰暗和腐臭氣息。特區人雖然善于適應迅速萬變的新事物，但畢竟速度是太快了;而人對客體事物的認識卻必須有一段接觸、吸納、消化篩選的過程。面對新的一切，是好是壞，是精華還是糟粕，還難以在短時期內作出判斷和選擇。就是 *** 職能部門，在高速度的運作過程中，亦一時難以與新的社會生活發展同步協調。尤其是對于文化領域的蛻變，更難于迅速及時地從宏觀調控、整體文化的發展設計，文化法規的制訂，文化市場的規劃管理等等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作出有效的決策和引導。加上領導層的指導思想和主要精力多集中于經濟的高速發展，雖在總體上還是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難免重物質文化而輕精神文化的偏頗。

進入90年代的第三個年頭，深圳的改革進入了新的時期。已在327.5平方公里的特區范圍內實現了由農村向城市化的轉型;目前正在抓緊在社會整體生活運作中，由傳統管理模式向以法治市，以科技、教育興市轉變，抓緊力爭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建成國際文化名城的總體規劃和具體措施。有些工程，已進入實際操作，如高科技建設的資源和人力的投入，大興教育的資源和人力投入，加強法治建設中一系列有關法規的制訂和頒發，廉政建設的種種有力措施的切實行動，高雅文化的總體規劃和資源投入等等，都已初見成效。展望21世紀，深圳特區文化的發展，雖然還需經歷無限的曲折，但卻是前景廣闊，風光無限。

川劇在國外的發展現狀

走得更遠，唱得更響

從阿姆斯特丹到布達佩斯，從德國科隆劇院到美國林肯藝術中心，近年來《鳳儀亭》《李亞仙》等傳統川劇名段進入西方藝術殿堂，獲得好評。

“沒想到語言并沒影響海外觀眾對表演的理解，這充分體現了川劇的迷人之美。”有著“川劇皇后”之稱的重慶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說。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川劇代表性傳承人，曾三獲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的沈鐵梅是國內川劇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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