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文化輸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中國應當如何向全世界進行文化輸出？)

求也未必會增加。或許正是因為這種考慮，日本銀行總裁發表了與財政省不同的觀點，認為引導日元下跌不好，不希望看到日元跌到131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

今年，如果僅從基本面（日美兩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對比、日美兩國的利差、日美兩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對比等）來看，同以前的情況相對比而言，美國對資金吸引力的減少，從日本流向美國的資金將會減少。這將造成美元貶值壓力。同時，一般情況下，美國對外部資金的需求將因經濟衰退而有所減少（美國將因國內儲蓄的增加而減少對外貿易逆差）。這種資金需求的減少（外貿逆差的減少），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資金供給減少對美元產生的貶值壓力。因而，今年日元對美元匯率同時存在著不變、貶值（如果日本經濟增長前景進一步惡化）和升值的可能性。但如果日本政府有意引導日元貶值，在一段時間內日元可能會在130日元兌換1美元為中心的區間中波動。一般而言，日元進一步下跌的可能性并不大。盡管目前日元對美元正在加速貶值，由于日元貶值的無效性和對日本經濟的副作用，貶值的勢頭將會減弱。更何況美國政府應不會容忍日元的過度貶值。此外，不能排除日元因日本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抽回資金，而以較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

日元貶值，人民幣怎么辦？

張曙光 天則研究所所長

隨著我國出口走低和日元貶值，匯率政策也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去年年中，當出口出現下降時，有人就提出了使用匯率貶值的方法促進出口的問題，隨著世界經濟從嚴重失速走向衰退，而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還在升值。近來，日本政府為了挽救十年沉疴、一病不起的日本經濟，不僅有意讓日元貶值，近日已經貶至134日元兌1美元，而且放話施壓，要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也針鋒相對，對日元貶值提出警告。其實，日元貶值既救不了日本經濟，也難以持續。日本經濟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在于日本經濟的體制和結構。單就匯率政策而論，其本身就是雙刃劍，貶值能促進出口，同時也會抑制進口。日本出口的比重并不算大，進口比重也不算小，貶值的利弊還很難說。

就人民幣匯率而論，我認為目前是宜靜而不宜動，但需要作長期考慮和安排。一是不要隨意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二是要確定人民幣所能容忍日元貶值的最大限度，并密切關注日元走勢；三要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四要借機加快償還日元債務；五是借人民幣強勢地位，加快建立亞洲（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貨幣聯動機制。這也許是擬議中與東盟以及與港澳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重要一步，或者是比之更為現實的一步。因為，日元貶值的最大危險在于有可能引起亞洲國家競爭性貨幣貶值，進而惡化整個經濟的外部環境。

中國應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

梁春滿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博士

面對近期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日本政府為改善貿易狀況、恢復本國經濟，操縱外匯市場，放任日元大幅貶值，引起了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的廣泛注意。日本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元大幅貶值不可避免地會對國際經濟產生巨大沖擊，并加劇世界經濟的衰退。對于日元貶值問題，我們在對日本政府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提出批評的同時，也應反思我國現行經濟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尤其是在目前中國加入WTO、經濟國際化趨勢進一步顯現的宏觀背景之下。

匯率政策是開放經濟中一個國家維護經濟穩定、實現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封閉經濟中，一國的經濟活動相對簡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內部均衡——也相對單一，可以通過計劃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實施來解決。開放條件下，由于國外因素的加入，一國經濟中存在著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發生沖突的可能，內外經濟均衡成了政府經濟發展中需要著力解決的關鍵，而內外均衡的實現則離不開匯率政策的運用。一國政府通過對外匯市場上的外匯進行干預，調整外匯供求狀況及相對價格——匯率的水平，達到擴大本國出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隨著經濟市場化和開放程度的提高，匯率政策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并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

日元貶值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馬拴友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經濟學博士

日本政府默認日元貶值，以刺激出口，并通過進口產品價格的上升，來提高國內價格水平以遏制通貨緊縮，本身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與其經濟大國地位不相符，因為這對亞洲地區經濟和貨幣沖擊很大。截至目前，韓元、新臺幣、新加坡幣、泰銖等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貶值。日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可從三方面進行分析：

其次，日元貶值引起國際財富再分配。

與我國有關的有兩點：一是我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資產的價值縮水，造成損失；二是從外債角度說，我國政府和企業負擔的日元外債減輕，從而受益。例如1994年財政部發行了600億日元為期7年和10年的武士債，1995年發行100億日元20年期的武士債，日元貶值降低了我國的外債負擔。但日元貶值對再分配的凈影響，取決于我國的日元資產和日元外債的對比。

第三，日元貶值產生人民幣貶值壓力。目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還不是真正的浮動匯率制，加上我國外匯儲備充足，吸引較多國際資本流入，經濟增長在世界上仍是一枝獨秀，日元貶值不會直接沖擊人民幣匯率。但我國加入WTO后要逐步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動性加強，匯率波動的幅度逐漸放寬，日元貶值及其引發的亞洲貨幣貶值可能加劇我國匯率的波動。當前，我國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維持亞洲經濟的穩定，是一種政治上負責任的做法，但我國的承受是有限度的。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政府向美日兩國表明，1∶135的美元兌日元匯價是不能接受的，迫使兩國干預匯市，支持日元回升。這次如果日元貶值過度，超過我們的容忍限度，例如140日元對1美元的匯價，將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這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也極為不利，那時不排除人民幣被迫貶值的可能。

警惕日元貶值背后的遠期經濟意圖

李早航 中國銀行副行長

最近一段時期，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最低已跌破1美元兌換134日元大關。日元大幅貶值再次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問題，同時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政府的廣泛關注。有些人認為，日元貶值是近十年來日本經濟長期不振的必然結果，日本政府放棄對日元的市場干預是不得已的事。我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去年我對日本進行了一次訪問，并未感受到日本經濟的蕭條景象，并且從目前日本的國際收支、國際資本流動、銀行資產質量以及代表新經濟的高科技產品等各項經濟指標看，日本經濟雖不能稱狀況良好，但也不能稱之嚴重衰退。我個人認為，所謂經濟衰退是日本政府對外宣傳上實施“衰兵經濟”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隱蔽本國經濟實力，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借口。

這次日元大幅貶值恐怕有三個背景：一是去年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美國經濟的不振與衰退；二是歐元現鈔從2002年1月1日起在歐盟12國流通；三是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形勢下中國經濟卻保持了7％以上的增長。在此背景下，日本通過日元貶值可以“一劍三雕”，即將日本經濟因美國衰退所導致的經濟壓力轉嫁給在出口方面與之競爭的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在歐元現鈔流通之初對歐元進行打壓從而避免其對美元、日元霸主地位提出挑戰，擠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外部空間來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由此看來，日元貶值決非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其背后有著強烈的遠期經濟意圖。

在此情形下，中國政府應當從兩方面做出積極反應，一是繼續實行以擴大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目前中國政府應利用加入WTO的大好時機，從擴大有效需求和提供有效供給兩方面入手，深化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為經濟增長尋求持久動力，切實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二是中央貨幣當局應考慮調整目前相對固定的匯率體制轉而實行更加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必要時應當對人民幣進行適度貶值，減輕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形成的出口困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壓力。

日元貶值三大效應：獲利、得勢、遏制對手

崔孟修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博士后

自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而這種局面是在日本當局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情況下發生的，超低的利率水平到了“利率陷阱”的邊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一般性會計支出對公債的依存度高達34.3％。“9·11事件”又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通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無望，目光自然轉向“擴大外需”。通過貨幣貶值擴大外需拉動本國經濟增長，這種“外匯傾銷”手段，客觀上確實對日本經濟能夠起到一種釜底加薪的作用。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一大政策效應———經濟獲利。

去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就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達成共識。隨著中國大陸和臺灣相繼加入WTO，加上香港和澳門，中國政府正在為推動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而努力。對此，日本加重了危機感。日元貶值，是一種以鄰為壑的作法。但由此所引發的一片譴責和紛紛要求負責任的吶喊聲，在客觀上證明并提醒了亞洲各國，日本仍然是亞洲經濟的主導者和核心。用失勢的方法達到得勢的目的，因為當今世界畢竟仍是實力說話的世界。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二大政策效應————政治得勢。

中國加入WTO后將面臨貿易平衡的壓力。一方面，由于關稅減讓和一些非關稅壁壘的取消，進口將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受世界經濟增勢明顯放緩，世界市場需求下降的影響，外貿出口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和壓力。日本連續九年作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日元貶值，將起到限制中國產品對日本出口和鼓勵中國企業對日本產品進口的作用，日元貶值使中國2002年的對外貿易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經常項目一旦出現逆差，中國外匯儲備將受到影響，同時，一部分內需將轉化成對凈進口的需求，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效果將大打折扣，從而動搖人民幣的經濟基礎。日元貶值直接威脅人民幣幣值穩定。美洲有美元，歐洲有歐元，在亞洲誰主沉浮？日元貶值，以退為進，可以遏制人民幣的強勢。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三大政策效應———遏制對手。

以鄰為壑之策 損人未必利己

馬王君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博士

二戰之后，國際上的經濟民族主義逐漸取代了自由貿易政策，民族國家的利益越來越清晰，對內平衡取代對外平衡已成為各國政府的首要目標；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勢力的不斷增強，強化了這一趨勢。他們關注的是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穩定的收入前景。在政治選舉中，中間投票人決定政策的形成，政治家為了得到最多的選票，往往使中間選民的目標成為現實。

在世界經濟一片蕭條之際，日元大幅貶值再一次令世人特別是東亞各國人民側目。如從上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不難為其找出答案。眾所周知，日本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就一直未能走出衰退的陰影。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為負。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已無回天之力的情況下，從日本國內的利益來看，日元貶值似乎是不得已而為之。結構性矛盾固然是日本經濟的痼疾，但如果拖延改革能夠換得政權的穩定，政治家們決不介意一面承諾結構調整與體制改革，一面嘗試其他似乎更能立竿見影的手段。然而從外部看，日元貶值客觀上等于把國內危機轉嫁給他國人民來負擔。人們恐怕不會忘記，上個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在面對世界性的蕭條時，紛紛尋求利己主義的對外政策，結果是，全球經濟加速惡化，誰也無法自保。就在幾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日元也曾大幅貶值，但日本從中獲得它所需要的經濟轉機了嗎？

盡管日本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并不一定能夠奏效，它還是再次冒險為之，恰恰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叢林法則”，縱容了這種損人并不一定利己的行為。假如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通過發行世界貨幣從其他國家賺足了鑄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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