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數字貿易規則不包括(數字貿易對WTO規則的挑戰是（）)

生的資源建設費用、教學運行費用與教學評估費用等。教學經費的使用應向教學一線傾斜，不得用于非教學用途各高校須合理確定教學經費的最低保障標準，并保障教學經費穩定增長 。

發展前景

考研方向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可在應用經濟學、金融學、西方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管理學及相關專業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

                                   

就業方向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可在貿易企業、數字貿易平臺企業、國際著名外資企業、金融機構、國際買粉絲企業、國際服務貿易行業及政府部門相關外經貿主管部門從事業務經營、戰略管理和買粉絲研究，并能從事個人和家族企業的國際商務、國際資本市場運作與跨境電子商務等工作 。    

                                   

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建構筆談

摘 要：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正在從網絡時代邁向數字時代。數字時代的來臨，使得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建構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時代命題。數字空間是一個以互聯網和其他網絡為基礎設施，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物聯網、網絡安全和社交媒體等不同層面的數字經 濟和 社會 空間。數字空間國際規則的建構既是應對虛擬空間安全威脅的現實必要選擇，又有在大國博弈背景下數字 科技 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和體系內話語權的競爭性內涵。因此，數字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未來國際秩序重塑的關鍵推動力，必然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

內容目錄：

0引言

1對數字空間國際規則構建的重新審視

2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初探

2.1理解“數字空間”

2.2“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2.3數字空間國際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2.4數字空間治理體系的不確定性

3結語

隨著大數據、云存儲、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當今世界正在從網絡時代邁向數字時代。如果說網絡時代的“網絡空間”是指基于一種基于分布廣泛、互聯互通技術的人造空間，那么數字時代的“數字空間” 則有著更加廣泛的數字技術作為人類活動的根基。與網絡時代相比，數字時代既延續了前者 的發展脈絡，又有著不同的演進動力和核心問題。在數字時代浪潮撲面而來的當下，重新審視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進程，展望其未來發展的特點與趨勢，有助于我們在 歷史 的長河中加深對這一進程的理解與把握。

1. 對數字空間國際規則構建的重新審視

接下來，回到治理的三個基本問題——治理什么？由誰治理？在哪兒治理？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從網絡空間治理到數字空間治理的時代變遷。從20世紀 90 年代到 21 世紀 10 年代中期，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從域名和 IP 地址等基礎資源層的治理逐漸向 社會 、經濟和安全領域擴展， 例如個人信息保護、網絡攻擊、網絡犯罪、 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規范，治理框架主要包括IETF、ICANN、IGF、UNGGE 等； 治理模式主要遵循多利益相關方框架由政府、私營部 門、非政府組織、技術社群等共同參與治理，但隨著議題的政治性和安全性逐漸增加，政府在多利益相關方框架中的主導地位也隨之升高，政府間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21世紀10年代中期之后，以特朗普政府上臺為標志性節點，網絡空間不僅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更成為大國謀求其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特別是數字 科技 的技術標準、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和數字貿易、供應鏈安全、信息操 縱等問題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亟待制定 相應的國際規則來規范國家間的互動。上述問題的治理模式是以國家行為體為主導、非國家行為體參與的多邊、多方治理模式，但是相比較前一階段，私營部門和技術社群等非國家行為體基于其自身掌控的資源和權力逐漸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進入數字時代， 科技 與網絡空間成為數字空間國際治理的兩條軌道，而這里的“網絡空間” 又重新回歸文初的狹義界定。全球治理的本質是為了應對共同挑戰，通過相互協商來達成集體行動，從而實現共同發展或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也遵循同樣的邏輯，由解決問題或避免沖突的動機所驅動，一方面是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屬性而帶來的安全威脅如何應對的問題，其核心是網絡空間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背景下數字 科技 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和秩序重塑，其核心是 科技 創新和發展問題。從規則制定的進程來看， 這兩個軌道目前呈現出既相對獨立又彼此關聯的態勢：因為解決問題的性質不同而相互獨立，同時又因為兩個空間的元素存在相互交叉而彼此關聯，例如數據之于前者是互聯網平臺治理的重要一環，之于后者則是數字經濟競爭的重要內容。

2. 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初探

2.1理解“數字空間”

正是對于空間的這些認知和理解，奠定了當前對各種技術與應用催生下“新空間”探討 的基礎，從之前的“網絡空間”到當前的“數字空間”皆遵循這樣的認知邏輯：一是觀察技術與應用的不斷創新對傳統空間的變革性影響；二是分析技術與應用“創造”什么樣的人類活動新空間；三是研判這些“空間”中人類 社會 生產活動與 社會 關系的互動與變化。

2.2“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目前國際 社會 學界與政策界對于“數字空間”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中國的科學家們較早明確提出“數字空間”的概念。中國科學院院士魏奉思認為，從字面講，“數字空間”指地球之上空間的認知與應用通過數字化構建的空間。他在一次發言中提到： “近 10 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對空間的認知與應用納入信息化發展軌道，實現 科技 與經濟的融合，更好地為人類 社會 發展謀福祉。‘數字空間’無疑是一個好載體、好抓手，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起步的一個重要戰略新領域。隨著空間 科技 的進步、 認知水平的提高、利用能力的增強、應用開發 的拓展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所有這 些都向我們呼喚：‘數字空間’時代要到來了。”他還特別強調， “數字空間”是將空間的科學、技術、應用和服務融入現代信息技術發展軌道的一個空間 科技 前沿交叉新領域。

由此可見， 在科學家眼中，“數字空間” 是經過數字化，即依托衛星探測、通信導航等 空間通信網絡，融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處理技術，將各種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海、陸、天、空以及“網絡空間”在內的所有空間 “數字化”的結果。其目的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提升人類空間利用開發能力與效益。因此， 與其說“數字空間”是一個新空間，不如說是所有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正如 2021 年 6 月 28 日中國移動董事長楊 杰在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所言： “隨著以 5G 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融入經濟 社會 民生，一個與現實世界映射共生的數字空間正逐漸形成。未來， 伴隨人們 娛樂 、溝通、 交易等各項生活、生產活動加快向數字空間遷移，信息技術、數據要素對傳統人力、資本要素價值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將日益顯現，進而推動人類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生產力躍升。可以說，數字空間的拓展過程，本質就是經濟 社會 數智化轉型的過程，即以信息技術、數據要素改造現實世界的過程”。由此可見，數字 空間不僅是現實 社會 的映射，更是一種共生， 社會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伴隨著進一步的數字化與智能化轉型，從而形成一種新的 社會 形態。鑒于此，科學家們將“數字空間”的發展提升到打破當前世界空間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的高度。

2.3數字空間國際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數字空間的良性、有序發展的戰略重要性 不言而喻，能否跟上形勢發展需要，實現有效 治理，使得數字空間保持良性發展，真正造福 于人類，是信息時代背景下，國際 社會 共同面 臨的重大挑戰。但人類 歷史 發展實踐證明，任何新生事物發展的規律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數字空間作為所有人類空間的“數字化”轉型， 它帶來的挑戰更是前所未有。

一方面，數字空間會是一個與現實世界映 射共生的關系，這就意味著現實空間的諸多治理問題將在數字空間得以延伸。更為重要的是， 這種延伸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會因為“數字化”而產生一些新的運轉特點，從而不斷帶來新的問題。典型代表如數據的權屬問題，現實空間中確定權屬是實現權益和有效保護的基礎。但在數字空間，數據的產生、存儲、流轉與交 易無時不刻不在發生，數據的權屬難以照搬現實空間的運轉邏輯，從而使得權益主張與安全維護都面臨很多現實困難。目前國際 社會 各方均在實踐中不斷摸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中找 到能夠真正適用于數據治理的有效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數字空間并沒有消解傳統現實空間，而是會不斷給現實空間帶來變革性影響，這種影響反過來又會不斷反饋到數字空間。典型代表如AI發展與應用的問題，雖然 AI 的 社會 應用總體上還處在發展初期，但其對現實傳統空間的變革性影響已經初露端倪。在經濟領域，AI 技術正在帶來產業與勞動力結構變化；在軍事領域，AI 技術正在掀起新一輪軍事革命，極有可能重塑各國軍事力量格局；在 社會 領域，AI 技術應用帶來的系列倫理問題，尤其是著眼于人類未來可能面臨的“人機雙智”共存的前景，AI 發展應遵循怎樣的倫理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的選擇。

2.4數字空間治理體系的不確定性

影響治理體系的因素有很多，評估治理框架的要素也有多重選擇。如果基于全球治理框架下去思考這一問題，可以發現，從當前發展態勢看，未來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首先，數字空間治理的理念不確定。在國際 社會 開始探討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問題時，正值互聯網的全球普及，邏輯起點是網絡空間的技術架構，強調其互聯互通的價值，因而形成一種主流共識，即“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哪一 主體能夠解決所有的互聯網治理問題”。國際合作，特別是多利益相關方的合作應該被看作 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必然選擇。雖然近年來， 受地緣政治影響，該理念在實踐中受到相當沖擊。但客觀來講，國際合作的思維慣性還在，比如各主要大國仍然強調通過信任措施來控制沖突；比如國際 社會 在面對所謂網絡空間“巴爾干化”時，仍然呼吁要避免網絡空間的碎片化。中國更是提出要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