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數字貿易概念要素包括(全球大數據發展的新動向與新趨勢)

韓國：以大數據等技術為核心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

多年來，韓國的智能終端普及率以及移動互聯網接入速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這使得其數據產出量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充分利用這一天然優勢，韓國很早就制定了大數據發展戰略，并力促大數據擔當經濟增長的引擎。2016年年底，韓國發布以大數據等技術為基礎的《智能信息社會中長期綜合對策》，以積極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挑戰。

2013年12月，韓國多部門便聯合發布“大數據產業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集中在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和大數據市場創造上。2015年年初，韓國給出全球進入大數據2.0時代的重大判斷，大數據技術日趨精細、專業服務日益多樣，數據收益化和創新商業模式是未來大數據的主要發展趨勢。基于此，在同年發布的《K-ICT》戰略中，韓國將大數據產業定義為九大戰略性產業之一，目標是到2019年使韓國躋身世界大數據三大強國。韓國還非常注重對他國經驗的借鑒，2015年5月中國發布《大數據發展調查報告》后，韓國專門對中國與韓國大數據應用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并聚焦韓國大數據應用水平與大數據市場不協調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舉措。

近兩年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的到來，倒逼韓國重新審視本國智能制造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并于2016年年底提出《智能信息社會中長期綜合對策》，將大數據及其相關技術界定為智能信息社會的核心要素，并提出具體的發展目標與舉措。

一是充分挖掘數據資源價值，強化未來競爭力源頭。構筑開放共享的大規模數據基礎設施，到2025年實現320個公共機構的數據開放；促進數據流通和使用，激活數據交易市場，推動公共和民間數據實現以價值為導向的交易；激活數據分析企業，到2020年數據專業服務企業規模達到100家；培養大數據專業人才，將每年培養的數據科學家數量從2017年的500名增長到2030年的1000名；發展區塊鏈技術，提高數據管理可靠性等。二是筑牢大數據技術基礎。加強數學方法論研究，長期穩定支持新型學習推斷、量子計算、神經形態芯片等下一代計算技術研究，推動科研大數據開放共享，推進產業數據中心建設，強化產學研合作共同研發產業共性技術等。三是面向數據服務需求，構筑超連接網絡環境。確保頻率資源供應，有序推進5G商用化進程，實現大規模機器間通信，實現不同業務網絡之間的實時超連接；推動通信運營商體系優化，摒除后發企業進入運營行業的壁壘；進一步強化物聯網和云計算基礎設施并充分利用智能傳感器數據；分階段引進量子通信與安全網絡等。

大數據發展新趨勢

綜合以上幾個典型國家的新動向和新舉措，可以發現當前及未來全球大數據發展的新趨勢。

一是大數據與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日益融合，成為各國搶抓未來發展機遇的戰略性技術。英國在工業戰略中強調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發展，很有可能推動現有的商品和服務市場被顛覆和取代。日本將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界定為建設超智能社會服務平臺必不可少的共性技術。韓國與日本相似，將智能信息化社會定義為“ICBM（物聯網、云服務、大數據和手機）與AI（人工智能）相融合的社會”。

二是大數據資源對各國經濟政治博弈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再次將“數據”比喻為一種能源，他認為掌握了數據及相關能力，就是為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有效抵制敵對意識形態以及部署建設最強大軍事力量等構建了最基礎的保障。最近的“臉書危機”事件，再加上近年來“劍橋分析”及其母公司“戰略通訊實驗室”參與多國領導人選舉活動事件，使得大數據資源及相關技術成為某些國家利益集團及企業影響政治生態和社會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國政治社會發展面臨的風險變得更加復雜和不可預測。

三是大數據應用基礎條件發生跨越式變化。一方面政府數據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將進一步拓寬，多源數據融合技術的進步，為公共服務數字化與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術層面的保障，數據的標準化及開放則成為各國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平臺型政府的資源保障。另一方面大數據應用的基礎設施將成為與水電氣暖等相類似的設施，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其中包括物聯網、智能硬件等數據采集類設施，5G、光通信等超高速數據傳輸類設施，以及超級計算機、云計算以及邊緣計算等計算類設施，以及新型的存儲設施等等。

四是大數據安全為各國實現“平衡”發展帶來更嚴峻的挑戰。各國大數據發展戰略中，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據開放共享”與“個人信息保護”的側重點不同，比如歐盟希望通過強制性的統一標準最大限度的保護個人隱私，而美國則更相對弱化法律約束、希望充分調動企業的主動性，這種態勢對未來全球大數據國際規則的融合發展提出了新難題。同時對大數據企業權利和義務也要進行再平衡，監管太嚴將限制企業創新的腳步，但如果放手太多，在實踐中難免出現企業對個人隱私大規模侵害的問題。

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區別、聯系

區別（貨物貿易即實物貿易）：

1、實物外貿是有形產品

2、服務外貿沒有有形商品

3、服務貿易可以通過網絡等方式交付，而實物貿易必須委托物流公司。

4、實物貿易存在物流環節的風險，而服務貿易則不存在物流風險。

5、實物貿易離岸價與到岸價存在差異，而服務貿易兩者基本相同。

聯系：

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關系：

由于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有其自身發展的特點，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發展階段，兩者的關系也不盡相同。因此，從長期國際貿易發展趨勢來看，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但是，我們可以選取幾個不同的角度來歸納。 

從幾個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總量上考察，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存在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聯動關系。

即貨物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反過來，服務貿易的發展又為貨物貿易的發展起到強大的支撐作用。如果兩者中有一者發展受到制約，那么另一必然不會得到良好發展。

從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內部結構上考察，兩者存在相互引致的結構變動關系。貨物貿易總體結構的發展，帶動了服務貿易對應部門的結構發展。但貨物貿易部門如果做出重大調整，服務貿易對應的部門必然受到巨大影響。

拓展資料（有關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相關知識介紹）：

貨物貿易：

貨物貿易也稱為有形(商品)貿易(Tangible Goods Trade)，其用于交換的商品主要是以實物形態表現的各種實物性商品,是有形貿易。國際貿易中的貨物種類繁多，為便于統計，聯合國秘書處起草了1950年版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United Nations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SITC)，分別在1960年和1974年進行了修訂。

服務貿易：

服務貿易是一國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其境內或進入他國境內向外國的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服務的貿易行為。主要方式有：從一成員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境內提供服務；在一成員境內向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

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以商業存在提供服務；一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務。

參考鏈接：百度百科：貨物貿易

百度百科：服務貿易

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建構筆談

摘 要：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正在從網絡時代邁向數字時代。數字時代的來臨，使得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建構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時代命題。數字空間是一個以互聯網和其他網絡為基礎設施，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物聯網、網絡安全和社交媒體等不同層面的數字經 濟和 社會 空間。數字空間國際規則的建構既是應對虛擬空間安全威脅的現實必要選擇，又有在大國博弈背景下數字 科技 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和體系內話語權的競爭性內涵。因此，數字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未來國際秩序重塑的關鍵推動力，必然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

內容目錄：

0引言

1對數字空間國際規則構建的重新審視

2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初探

2.1理解“數字空間”

2.2“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2.3數字空間國際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2.4數字空間治理體系的不確定性

3結語

隨著大數據、云存儲、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當今世界正在從網絡時代邁向數字時代。如果說網絡時代的“網絡空間”是指基于一種基于分布廣泛、互聯互通技術的人造空間，那么數字時代的“數字空間” 則有著更加廣泛的數字技術作為人類活動的根基。與網絡時代相比，數字時代既延續了前者 的發展脈絡，又有著不同的演進動力和核心問題。在數字時代浪潮撲面而來的當下，重新審視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進程，展望其未來發展的特點與趨勢，有助于我們在 歷史 的長河中加深對這一進程的理解與把握。

1. 對數字空間國際規則構建的重新審視

接下來，回到治理的三個基本問題——治理什么？由誰治理？在哪兒治理？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從網絡空間治理到數字空間治理的時代變遷。從20世紀 90 年代到 21 世紀 10 年代中期，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從域名和 IP 地址等基礎資源層的治理逐漸向 社會 、經濟和安全領域擴展， 例如個人信息保護、網絡攻擊、網絡犯罪、 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規范，治理框架主要包括IETF、ICANN、IGF、UNGGE 等； 治理模式主要遵循多利益相關方框架由政府、私營部 門、非政府組織、技術社群等共同參與治理，但隨著議題的政治性和安全性逐漸增加，政府在多利益相關方框架中的主導地位也隨之升高，政府間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21世紀10年代中期之后，以特朗普政府上臺為標志性節點，網絡空間不僅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更成為大國謀求其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特別是數字 科技 的技術標準、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和數字貿易、供應鏈安全、信息操 縱等問題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亟待制定 相應的國際規則來規范國家間的互動。上述問題的治理模式是以國家行為體為主導、非國家行為體參與的多邊、多方治理模式，但是相比較前一階段，私營部門和技術社群等非國家行為體基于其自身掌控的資源和權力逐漸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進入數字時代， 科技 與網絡空間成為數字空間國際治理的兩條軌道，而這里的“網絡空間” 又重新回歸文初的狹義界定。全球治理的本質是為了應對共同挑戰，通過相互協商來達成集體行動，從而實現共同發展或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也遵循同樣的邏輯，由解決問題或避免沖突的動機所驅動，一方面是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屬性而帶來的安全威脅如何應對的問題，其核心是網絡空間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背景下數字 科技 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和秩序重塑，其核心是 科技 創新和發展問題。從規則制定的進程來看， 這兩個軌道目前呈現出既相對獨立又彼此關聯的態勢：因為解決問題的性質不同而相互獨立，同時又因為兩個空間的元素存在相互交叉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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