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代表人物(企業發展理論分析的論文)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于工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當然，這并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于工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于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經濟的開放可能會導致工業在靠近國際市場的地區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加強一個地方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政府放松對于經濟的干預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變化改變工業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經濟開放政策對于工業集聚的影響。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后，墨西哥的工業就逐漸向與美國交界的地區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圍的重要性則相對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通過經濟地理的因素起間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顯然也是導致地區間工業布局變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實施的經濟開放政策是導致這一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而這又是因為這里距離香港這個港口、金融和貿易中心以及大市場非常近。這時，經濟開放這一經濟政策就通過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因素對工業集聚產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改革以后廣東和廣西在工業集聚方面的表現出現了巨大的差異。但是，經濟政策并不總是通過經濟地理或新經濟地理的中間變量來對工業集聚的產生作用的，一些經濟政策對于工業集聚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經濟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調整的，一項政策一旦實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強作用。經濟政策直接導致工業集聚的例子在中國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較為徹底有關。由于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而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進行一步采取市場化、放松管制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強工業的集聚。

一、經濟地理因素

二、新經濟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為先驅的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從而挑戰了新古典的傳統[⑤].Henderson 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前后向關聯導致的產業外部性使企業集聚在其他企業周圍，另一方面強調了企業集聚在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所得到的知識外部性；而Krugman 通過壟斷競爭模型強調了企業集聚在消費者市場附近得到的需求聯系，Fujita（1988）通過存在不可貿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樣的證明。為了檢驗這三種不同的包含收益遞增的因素，我們構造了以下指標：（1）地區企業數量比重（firm）衡量產業外部性；（2）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資本的相對優勢，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地區教育數據不完全，我們使用了萬廣華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計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3）地區消費者需求，我們使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值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pergdp）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數指標來度量城市的發展，但是這很難衡量各個城市本身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采用了陸銘和陳釗（2004）的方法，用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urban ）來代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5）郵電通信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業集聚，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引入了運輸倉儲郵電通信產出占GDP 百分比來度量信息化對工業化的支持，并且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作為各地相對的信息化指標（買粉絲 ），同時，我們用地區的公路里程占全國的比重（road）來代理相對的交通運輸條件。[⑦]

三、經濟政策因素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的經濟來說，政策的差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決定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顧了政策因素對于中國50年地區差異的影響，Démurger等（2002）也強調了改革以來的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兩個方面的政策因素：（1）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接下來我們將要考察的非國有化進程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對外開放的進程有關。和既有的文獻的通常指標一致，我們用出口占GDP 比重和進出口總額占G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于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于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買粉絲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于經濟的參與程度，并預期這一變量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量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于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量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于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量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量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量（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量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量估計包含工具變量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并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量e ，并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并且開放指標并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量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量之后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并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量，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于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前后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對于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于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于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量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于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于以進出口占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并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量是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區工業的集聚。

對于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于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并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后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什么是新新貿易理論

20世紀80年代Krugman、Helpman和lancaster提出新貿易理論的靜態模型，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與“內生增長理論”密切聯系的動態貿易模型得到進一步發展，21世紀國際貿易理論

很赞哦!（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