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影響外貿出口的因素(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因素有哪些？)

際 GDP指數改變(增加)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將降低(惡化)0.0061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當顯著性水平為0.1時仍是不顯著的。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的效果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這就說明雖然在理論上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本模型考慮的兩個解釋變量已經解釋了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分析來看，在我國的貿易條件的演變中，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解釋，GDP的變化或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種影響很小，并且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與根據西方經濟理論從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得到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對于大國而言，經濟增長和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統計上我國的貿易條件和經濟增長表現出一種負向關系，但這種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而表現的不顯著，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我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GDP對貿易條件并沒有很好的解釋能力，在GDP和貿易條件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對我國貿易條件變化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的變量是產業結構。這與裴畢及辛格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產品價格變動的不對稱性是一致的。與次級產品相比，在經濟的景氣循環的上升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常常處于膠著狀態，而在景氣循環的下降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卻可能是一瀉千里。換句話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易呈現出漲時不漲或微漲，跌時猛跌的不對稱成長。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原因是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結論

從實證結果可以發現，經濟的增長和GDP增加的同時不一定會帶來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個結論對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成立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貿易條件惡化并不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必然惡果，它只是由于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落后于經濟的增長，落后于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普雷維什從出口的需求彈性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必然性是不合理的。從目前的經驗資料來看，并沒有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慢于發達國家具有必然性。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大國，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有更大的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可能性。從產業結構的角度考慮，以下幾種情況的出現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貿易條件的惡化，因此應加以關注：

(1)我國僅僅是因為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增加而實現經濟的增長。這種情況其實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發生過，這種情形即使是現在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我國存在著大量的閑置勞動力，我國的經濟增長極有可能會出現那種低水平的、純粹由于勞動投入的增加而產生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由于所增加的勞動力的性質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嚴重時就會出現“不幸的經濟增長”。

(2)世界各國對我國的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由于出口產品的結構原因，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相反，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卻是比較高的，這種情況給我國的貿易條件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3)國內出口產業競爭的加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曾經發生過。它的表現是由于產業結構長期未能發生變化，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各產業面臨的出口壓力增強。20世紀90年代，我國電視機市場當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時，各生產廠家紛紛到國外尋找和開辟市場，結果出現我國的幾個出口廠商在同一個國家展開劇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常常就表現為一場價格戰和惡性競爭。

(4)隨著我國加入WTO，國際上對我國貿易自由化的呼聲和壓力在加大，隨著自由貿易的開展，一國的產業安排有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比較優勢來進行，這就很容易掉入比較優勢的陷阱之中，這種情形同樣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

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加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轉化經濟，改變了以前單純依靠增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出口的狀況，從而避免了貿易條件惡化的出現。就現實的情況看可以發現，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都會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但各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是不同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比如拉美的許多國家以及中東的一些國家，它們(除少數國家以外)由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相對于它們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其它的國家相比要慢得多，從而其結果就導致了普雷維什提到的那種情形，這是一個可以根據本文模型推導出的結果。在我國以后的經濟增長中如果要避免貿易條件惡化的出現，就要求我國政府在促進和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要采取積極的產業政策，要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快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市場也可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但一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如果完全靠市場來進行則其速度是非常緩慢的，也是不穩定的，同時比較優勢陷阱的存在也不利于市場發揮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這種情形在目前強調市場的作用，懷疑和否定產業政策的效果，主張政府完全的或盡量的退出市場的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期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在這方面日本的產業結構的雁行產業結構理論以及我國近來有學者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都是值得我國在制定積極的產業政策時考慮的。就產業結構方面而言，目前政府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

1.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對企業的研發給予支持。在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中，特別是教育費用的投入中要注意調整各項教育支出的比例安排，引導教育結構發生變化。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成績喜人，但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卻遠遠落后，這大大限制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已經成為我國目前許多企業甚至產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瓶頸。

2.加速推進城市化，尤其是城鎮化進程，通過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實現產業整體布局的演化升級。在城市化的同時還要加大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投入。

3.實現并促進區域產業的梯隊承接。這種承接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在國際市場上，一方面是在國內市場。在國際市場上我們要實現(大)區域產業的梯隊承接，在國內市場上我們要加速促進 (小)區域產業的梯隊承接，要保證這兩方面的順利實現，需要政府采取各種政策加以引導和安排。

4.注意引導外商投資在產業的優化升級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有研究表明，外商投資在產業優化升級中的作用并不顯著，這可能與我國前期引進外資的目的有關，在前期我國引進外資主要是出于解決資金不足(局部還有解決地區就業的目的)的問題，在我國目前國內資金已經比較充足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把吸引外商投資的重點放在促進產業的優化升級上。

為什么匯率低有利于出口?

匯率低肯定有利于出口。

假設，原來的美圓對人民幣匯率是1美圓換5元人民幣，假如中國制造了一件價格為5元的商品，美國人要買它就要支付1美圓。而匯率降低以后，比如說降到1美圓換10元人民幣，那么美國人只需支付0.5美圓就可以買到它，這樣中國的商品就會更加具備國際競爭力。

擴展資料：

專家觀點：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從長期基本面的因素來看，在2014年我國外貿的順差性失衡壓力繼續弱化、美聯儲QE退出的背景下，人民幣難以繼續顯著升值。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為，QE退出引起有關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波動增大，也可能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一定的貶值預期，進而形成雙向波動的局面。

宋清輝：人民幣貶值是大概率事件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持有既定觀點，那就是人民幣匯率應該一直處于升值狀態，如果人民幣匯率稍微有點兒風吹草動，市場上便充斥著擔憂的聲音。誠然，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

比如將促使大量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資本在短期內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國際資本流出，進而會造成國內企業融資成本抬高，讓中小企業融資局面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對那些長期依靠熱錢存活的房地產企業影響則會更大，甚至導致房地產企業崩盤的危險，而這又將進一步增加中國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正如硬幣有正反兩面，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未來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周期，將會使出口企業身上的壓力得到緩解：出口產品價格具有優勢，競爭力也增強，所以利潤率也會上升；

此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將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按照一般規律來講，將會引發通貨膨脹，影響經濟穩定，但中國經濟正處于通縮通道，而人民幣貶值將推高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刺激國內消費。

可以預見的是，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將會繼續貶值，而從長期來看，單邊升值也不會那么快來到，將會很長時間都處于雙向波動區間。

因為這與中國經濟整體改革進程想掛鉤的，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革進程中，也就是大家經常提及的經濟新常態，如果迅速結束貶值而再次進入單邊升值預期，將會使熱錢重新來到中國境內，

導致房地產泡沫繼續被吹大，落后產能也將再次東山再起，而這些都是當局不愿意看到，也是中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而人民幣匯率形成的機制市場化改革也被迫中斷。

監管層讓人民幣上下波動，因為只有上下波動才能真實反映實體經濟需要的有效的市場供求關系，改變過去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價格機制，進而防止投機套利行為。雖然央行曾稱匯率將交給市場，但并沒指出完全交與市場，還是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出手干預的，人民幣中間價逆勢走強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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