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當一國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后(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是如何體現的)

值的同時，也要估計代理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 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 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 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 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在中國加入WTO之后，我國應該如何利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來大力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

摘 要：近年來，學術界對于我國究竟應按比較優勢理論，還是競爭優勢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一直有所分歧。主要因為中國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往往一個省的面積和人口就都大于歐洲的中等國家的面積和人口。所以，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在我國的運用，不能一刀切，而應分地區來看，資本密集的地區如上海，可以發展競爭優勢；勞動密集的地區如貴州，應充分利用其勞動力豐裕的比較優勢。

關鍵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區域分割

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然而現實中不少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現象，陷入了“比較優勢陷阱”。(洪銀興，1997)因此，有的學者倡導中國應該發展競爭優勢，打造自己核心競爭力。然而，生產要素存在匹配效率的問題，單方面加大對某一要素的投入，而不變動其他相關要素，不僅全要素生產效率難以提升，而且此要素本身效率也難發揮，從而邊際效益遞減(林毅夫，2002)。

兩種觀點都是從我國總體宏觀的角度上分析和把握的，正是比較優勢理論的運用才促成了我國改革開放這些年來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促使學者從競爭優勢理論的角度來尋求解決方法，以促進我國貿易和經濟的良性發展。雖然上述兩種理論某種程度上都是適用中國的現實的，但近年來卻時有爭論。本文認為，主要是中國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往往一個省的面積和人口就大于歐洲的中等國家的面積和人口。錢納里曾在《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一文中指出，大國指的是人口2 000萬以上的國家結構，從這點看，我國是名副其實的大國。而且中國存在著區域的二元經濟結構，既有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省市，又有經濟落后的中西部省份。有些東部發達地區的各項經濟指標可以與中等發達國家相媲美，而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卻要落后很多。因此，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理論的運用不應該“一刀切”，而應該分地區實行，對于東部發達地區主要推行競爭優勢戰略，輔以比較優勢；對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著重推行比較優勢戰略，輔以競爭優勢，甚至專一采取比較優勢戰略。

一、現階段比較優勢在我國運用所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主要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從一國生產要素豐缺的角度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就是看各國資源稟賦差異造成的比較利益差異，各個國家應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結構。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本和技術，而具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具有資本和技術資源豐富的優勢，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從這個理論上看，我國的出口主導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比較優勢理論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假定才能成立，這與現實經濟相差很大。雖然從1957—2004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0.6%提高到93.4%，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則由79.4%下降到6.58%，基本實現了出口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了極大改善，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總體上說，中國占全球商品出口和進口的比例由1993年的2.9%和2.6%分別上升到2005年的7.4%和6.1%。自1995年以來，中國出口和進口的年平均增速分別達到18.9%和17.9%。其中初級產品出口比重繼續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繼續上升。2001年兩者比重分別為9.89%和90.11%，第一次達到10∶90的狀態。而到了2005年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分別為***3%和93.56%。其中，外商投資的企業，其出口額從1998年的886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4 441.8億美元。其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48.2%上升到58.3%，是我國最主要出口部門的地位。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與當地企業合資或合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市場的要素優勢，降低自己的制造成本。另一方面，能享受到中國合資或合作企業所提供的市場信息、銷售網絡、人力資本、與中國其他企業的聯系、與中國政府的關系，以及有關中國的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在這個國際化生產鏈條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分工類型在總體上仍以垂直分工為主，這種分工類型使得中國出口呈現出低級化狀態。中國處在相對次要的地位，所獲附加值很小，且難以獲得核心技術和培育國際化的品牌。外資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逐年增長，表面上優化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但由于出口規模過大，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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