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德國對外貿易政策與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區別是什么(當代中國對外貿易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何不同特點？)

截至2016年7月，中國已經連續21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今年以來，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更如疾風驟雨，平均每月超過10起，差不多三天一起。反傾銷對中國開拓國際市場造成極為嚴重的困擾和傷害。以歐盟為例，自1995年至2014年，歐盟對中國進口商品發起119次調查，共執行85次，分別占同時期歐盟發起調查和執行總數的25%和29%。相比較歐盟第二大進口來源國美國，同時期只接受16起反傾銷調查和8起采取執行措施。

其次，容易被抬高反傾銷的幅度。由于其他世貿成員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使得中國企業在應訴反傾銷調查時處境極為不利，不但敗訴率高，而且在同一國際反傾銷起訴中，中國企業被裁定的傾銷稅率也偏高。

歐洲商業團體委托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調查結果顯示，歐盟若在2016年底決定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價格將下降30%，對歐盟出口量較2011年將擴大25%至50%。在之后的頭3到5年，中國出口到歐盟的制造業產品總額可能上升高達1425億歐元(1歐元折合約1.111美元)。歐盟會因此出現貿易赤字增長，而GDP也會下降1141至2,280億歐元(經濟共同體GDP的1%至2%)。此外，這還將導致與中國企業競爭的歐盟企業、以及為這些企業提供原料與零部件的公司170萬至350萬人失業。

以上研究結果不排除相關利益集團為了游說歐盟，把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條款對歐洲市場的影響效果夸大其詞，但也不難看出歐洲商業團體對大量中國產品低價進入歐洲的擔心。

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地位”只是反傾銷訴訟中一個概念。但中國一直把“市場經濟地位”當成一個政治符號和外交目標來完成，覺得被承認“市場經濟地位”，似乎就意味著取得了西方工業化國家平等地位，這無端也給自己背上了不必要的政治包袱。

但是也不要誤以為， 被“市場經濟國家”對待就能避免反傾銷起訴，或者在反傾銷訴訟中獲勝。事實上，即便是被歐美視為市場經濟國家的日本、印尼、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其企業也常常遭反傾銷控訴，在應對反傾銷控訴時勝訴率也難以超過40%。“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WTO的工具，更是對一國經濟運行方式的認可。僅僅從是否有利于貿易的角度去理解是否該“市場經濟地位”是舍本逐末。

“市場經濟地位”何去何從?

歐美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關注的焦點是，在2016年12月11日以后，如何執行他們的反傾銷調查，而不違反WTO的規則。

歐盟已經開始著手一系列的立法準備。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指出，歐盟正在討論如何調整其貿易防衛政策，應對產能過剩和一個變遷中的國際法律框架。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如何解決，中國以及貿易企業將面臨歐盟新一輪的政策和法律變動。目前的提案仍處于起草階段，預計將在今年晚些時候提交，接下來提案需要通過歐盟的立法程序，即獲得歐盟理事會和歐盟議會的批準。從目前透露的消息來看，歐盟新的方案將包括3個主要內容。

第一，改變歐盟反傾銷調查的做法，不再對“市場經濟”或“非市場經濟”區別對待，而是采取一種“國別中立”(買粉絲untry-neutral),從而廢除這種國別分類名單的制度。調查將解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行業存在部分扭曲問題。

同時，新的方案將有一個“過渡期”，這個過渡期內既存在現有的反傾銷措施，也存在根據舊的規則而正在進行的反傾銷調查。

第二，歐盟委員會將繼續要求歐盟理事會的成員國批準關于修訂歐盟貿易防衛工具(TDIs)的提案，該提案是在2013年4月提交的 。

關于貿易防衛工具的提案包括：在采取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之前兩周通知這些企業;在例如有可能發生貿易報復的情形下，即使沒有行業提出訴求時，歐盟委員會也可以啟動調查;在特定情形下不使用“較低關稅”的規則，因為“較低關稅”的規則通常要求反傾銷稅稅率水平僅僅需要抵消對生產者的實質性損害。

第三，宣布歐盟中國鋼鐵聯合平臺將是一個重要的機制來解決這個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從美國以往的政策立場來看，其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采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因此，美國在2016年后是否如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存在很大變數。美國最近的反傾銷實踐也說明了這一點。自2014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商務部明顯轉變對中國反傾銷調查中的“單獨稅率”政策，拒絕給予國有獨資和政府部分持股企業單獨稅率。此舉將降低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企業適用“單獨稅率”的可能性，進而導致這些企業承擔更高的反傾銷懲罰性稅率。美國的做法充分表明在反傾銷問題上，美國對中國企業的調查標準不降反升，并未呈現緩和的局勢。2016年6月，美國對中國的冷軋扁鋼征收265.8%的反傾銷稅以及256.4%的反補貼稅，對中國的耐腐蝕鋼板征收210.0%的反傾銷稅和39.1%的反補貼稅。同時，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其一舉一動都具有示范效應和引領作用。美國的態度將深刻影響歐盟、日本等中國重要貿易伙伴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對于美國而言，即使美國接受中國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它也可以不做政治宣誓或者政策和法律層面的調整;即使美國不能使用替代國來進行價格比較，美國仍有可能以其他理由繼續采用替代國價格比較方法。甚至已經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發達國家在這一問題上也有猶豫反復。目前澳大利亞雖然在原則上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又以中國涉案產業可能存在“特殊市場情形”或者“國家壟斷”為由來推翻“市場經濟地位”，從而繼續采用替代國價格比較方法。

德國對外貿易基本特征

1、德國是全球主要外貿強國之一；

2、歐盟市場尤其歐元區是主要進出口市場；

3、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高；

4、眾多措施促進德國企業出口。企業是德國外貿的主體，按照相關法律進行進出口貿易；德國政府負責制定相應的進出口法律和政策，為企業的對外貿易行為保駕護航；工商總會、各地工商會、海外商會和各行業協會積極為企業和政府進行溝通和聯系，為企業的對外貿易牽線搭橋，協助企業解決貿易糾紛等問題；

5、政府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何不同特點？

自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18年恰好40年，回望中國改革開放走過的道路需要審視的問題很多，其中對外貿易是個非常重要的論題。

中國對外貿易40年來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怎樣看待這些成就？40年的外貿發展對中國經濟和體制產生了怎樣的效應？過去40年的貿易政策演進走了一條什么樣的軌跡？40年后的今天，中國外貿發展必須面對的約束條件以及下一步選擇的方向何在？

中國外貿：40年發展的成就

分析中國對外貿易40年的發展成就應從兩個背景切入。

第一個背景是后發型大國。作為后發型大國，中國經濟與外貿應該與哪些國家去比較？答案無疑是美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瞄準的第一目標當然是美國，但日本在經濟趕超與貿易擴張方面則有很強的參照性。

若以美國為目標，比較中日兩國經濟總量與貿易總額的趕超（見圖1）至少可以發現兩點：

一是中國的GDP趕超雖然很快但略遜色于日本。公認的戰后日本經濟再起飛時間是1955年，該年日本GDP只相當于美國的2%，外貿相當于美國的16%，而1980年其GDP和外貿總額則分別上升到相當于美國的32%和54%。中國在1980年前后經濟再起飛，該年中國GDP和外貿分別相當于美國的7%和6%，2005年中國這兩個數據分別相當于美國的18%和36%。

由此可見，25年間日本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美國14個百分點和38個百分點，同期中國GDP和外貿分別追趕了11個百分點和30個百分點，均比日本慢。

若以40年時間維度來比較，日本在1955～1995年的40年間GDP追趕了美國69個百分點（從2%上升到71%），貿易規模追趕了美國46個百分點（從16%上升到52%）。中國在1978～2017年的39年間GDP追趕了美國56個百分點（從7%上升到63%），同期外貿總額追趕99個百分點。

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在GDP追趕方面比日本遜色得多，但在外貿追趕方面比日本超前很多。

第二個背景是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2017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顯示，2000年全球價值鏈由兩個彼此稍有分立的網絡構成，分別位于歐洲和亞太。其中亞太的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是美國，歐洲的核心是德國。所謂價值鏈組合與轉換核心就是從多國進口中間產品，再進行加工組裝后出口。中國位于亞太價值鏈的邊緣，通過中國臺灣和韓國擠進了全球價值鏈。

但到了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后的第5年，中國已經作為東亞價值鏈的組合核心初露頭角。在這期間亞太價值鏈網絡分化，形成了東亞價值鏈網絡，中國位于這個網絡的核心地位。這樣，全球三大價值鏈網絡與3個核心的格局初露端倪。其中，德國是歐洲價值鏈的組合核心，美國是北美價值鏈的核心，中國則成為東亞價值鏈的核心（見圖2A和圖2B）。

2011年，中國在外國價值利用與組合規模上超越了美國和德國，成為全球GVC三大核心之首。如圖2C所示，2011年亞太地區形成了美國和中國兩個價值鏈組合核心并存的格局，但德國在歐洲卻穩穩地占據著核心地位。到了2015年，中美在亞太價值鏈中出現分庭抗禮的情況，把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核心連接的國家要比美國多（見圖2C）。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中美貿易摩擦的緣由。

可見，中國對外貿易40年最值得關注的成就是中國相對于日本趕超美國的規模變化，以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迅速上升。

中國外貿：40年擴張的效應

在40年中國對外貿易擴張效應中最值得強調的3個效應分別是：經濟增長效應，外貿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制度改革效應，外貿倒逼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種倒逼的力量和機制；重要行業的激發效應，因為很多行業是從貿易發端的。

1.經濟增長效應

研究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有兩個線索難以回避。

一是需求方面“三駕馬車”中的貿易貢獻率。外貿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呈現3個階段：1994年匯率并軌以前的震蕩階段，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忽高忽低；1994～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相對穩定階段；2008年之后外貿貢獻率呈現下降態勢的階段（見圖3），進出口差額的變化也反映了這樣的態勢。

1978～2017年40年間，外貿順差30年，逆差10年，累計順差4萬多億美元。可見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明顯。

另一個線索是作為發展中國家背景的外匯缺口，即國際收支變化對于經濟穩定增長的效應。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多年間，中國一直承受著嚴重的兩缺口約束，即錢納里教授提出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其中外匯缺口大小可以用特里芬（Triffin，1960）的外匯儲備與進口外匯需求比作為參照。他認為一個國家適度的外匯儲備最少應能支撐3個月的進口外匯需求。

回看中國過往40年的數據，按照這個比率的變化可以分為4個較為明確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為外匯缺口較為嚴重的階段。這期間外匯與進口月份比最低為1個月不到（0.78個月），最高不超過5個月，平均不到四個半月。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4年匯率并軌到2001年加入WTO期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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