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德國對外貿易依存度2020年(如何實現中國貿易強國之夢)

公司中，美國占了大部分，發達國家占了絕大部分；世界外匯儲備是美圓；國際貿易70%是以美圓結算的；世界各國大量優秀人才和資金，流向了美國；2000年全球軟件生產共16000億美圓，美國占了12000多億，印度占70億美圓，中國只有幾億美圓，出口只有幾千萬美圓；美國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發明專利，并且醞釀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聯網和計算機；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流向。

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與美國的國家，可以喪失主權為代價，換得經濟利益。比如日本在戰后把自己置于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節約大量國防經費，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為美國提供戰爭后勤服務，賺取美圓外匯，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始積累；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政治附庸，以引進外資實現經濟起飛，墨西哥等國家甚至積極醞釀美圓化，將經濟主權交給美國。

大國就不相同，沒有不極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日本和韓國一直在走經濟民族主義的道路，這也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要沖擊它們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這些美國的鄰國也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機會，150座飛機不行，就生產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而歐洲4個國家，則聯合起來生產空中客車，與美國的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彈，開始建造第3艘航空母艦，軟件出口額達到68億美元，中國僅1億美圓。

象中國和俄羅斯在地緣政治，政治經濟體制，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于美國不同的國家，更不可能全盤接受全球化。俄羅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沒有得到西方足夠的援助。俄羅斯經濟一部分已經倒退到自然經濟，大部分人自己在院子里種植農作物為維持生活；重工業與核武庫10年沒有投資，還可能繼續垮下去；所謂“貨幣改革”，盧布兩次作廢，等于兩次將居民存款一掃而空，只是那些不動產和外匯的人再次大發其財；盧布的自由兌換是在貶值10000萬倍以后，自發實現的。商業信用基本瓦解，黑社會趁虛而入，控制了相當部分經濟；幾個金融巨頭操縱政治。近來甚至有消息說：俄羅斯居民大量死亡，導致平均年齡降低幾歲，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如此，北約還是在東擴，外資也沒有大量進入。

我們必須把握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兩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為客觀歷史過程,去積極適應。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無批判無抵制的依附性戰略,消極適應。新經濟和全球化同時也是人為推動的主觀創造過程,主要推動者是美國。新經濟的技術標準,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的，美國推動的全球化帶有霸權主義性質,只要中國不想分裂,不想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就不能夠被動接受全球化理論。

中國在政治上能夠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嗎？顯然不能。即使沒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也不可能。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全球化問題，與純經濟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國家總體利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國家利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特別多，地位非常高，說明美國十分重視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經濟學是以企業和個人為基礎，以經濟效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多，而且在90年代被捧為神學的，金錢成為信仰。90年代中國思想和政策的主流是以眼前經濟利益代替國家長遠利益。有無道理尚且不論，但這絕對不是在向美國學習。中國的精英（包括政治家，企業家和思想家），嚴重缺乏國家和民族意識，其原因是深刻的，這不是本文研究范圍，但這個事實，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如果中國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則，將產生嚴重后果：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尖銳失去穩定；經濟命脈被國際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安全不能保證；在國家戰略上受制于西方國家，外交軟弱無力；戰略產業和國防產業不能獨立，不能夠有效保障國家領土的完整，甚至走向俄羅斯的悲劇。

二、排除勞動力自由流動，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規則

全球化的實質是要消解國家主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能接受。實際上不是中國不愿意做，而是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完全納入全球化。

國際經濟學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貿易，是以被它們歪曲了的“比較優勢”為基礎的，歪曲比較優勢的關鍵之一，是把勞動力自由流動,排除于自由貿易之外；第二，是以靜態比較利益代替動態比較利益。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應該向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但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制訂的,他們出于私利,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所有經濟學教科書按照這種現實,把”勞動力不能夠跨國界自由流動”,作為假設理論前提,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基本區別。理論前提在書本上是假設的,但在現實中卻是真實存在的。在單方面禁止勞動力自由流動以后,“比較優勢”就變成了“比較成本”：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只能物化成為低成本的商品，向發達國家出口，人的優勢轉變成物的優勢。廉價勞動力過不去，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就只能夠過來，否則就無法與廉價勞動力結合，變成現實生產力。

被人奉為經典的所有西方國際經濟學教科書，明白寫著：“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區別，就是勞動力不能夠自由流動，因為國家之間是有國界的”。這就是說：只有國家主權存在，限制外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時候，才會有國際貿易；比較優勢不能直接實現，而以物化形式表現出來----稱為比較利益或者比較成本。在一國之內比如中國的中西部開發，談不上比較成本，因為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許多人使用比較利益原則分析國內中西部關系，說明他們對于比較利益的無知，也可以說是被人誤導，盲目接受并濫用比較利益原則。

真正平等的自由貿易規則，應該是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發達國家打工，此時，國際經濟學就要改寫，中國則會成為最為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發達國家首先看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他們允許技術移民，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自1990年以來，非洲每年有20000名人才流入發達國家，1985---1990年，非洲以12萬美圓培養出來的60000名專家移居美國，歐洲和加拿大，共有150萬名非洲人才在為發達國家服務。中國的北大清華，幾乎成為美國大學的預科班。

發達國家也看中發展(相關,行情)中國家的市場，希望通過進口和直接投資占領之，為此，他們必須要允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否則就沒有貿易平衡。而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進入，或許在未來可以逐漸實現，那是最后一個實現“自由流動”的。這就是國際規則的不平等。

非常有趣的是，全世界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和美國，都在人口方面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中國是計劃生育，美國是限制移民。去年，美國把正式移民的名額從每年40000人，擴大到60000人，仍舊限制在高級科技人才的范圍內。象中國的雙重身份制度一樣，在美國也有非常巨大的非法流動人口，大部分來自拉丁美洲。在美國的華人只有100多萬，遠比不上猶太人有600萬。限制移民特別是中國人進入，是美國的“基本國策”。

美國文化有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這就是文化的開放性，制度的民主性和極少數白人種族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矛盾。美國的強大最根本因素之一，就是其文化的開放性，能夠源源不斷把全世界優秀的人才和思想吸引到美國。但移民太多，與有色人種通婚太多，就不能夠白種人的延續，白種人也已經富裕到了不愿生孩子的程度，以至于出售嬰兒正在成為“全球化自由貿易”一個大項目。這對于少數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說，是根本性的危機。大約半個世紀以后，美國的白人將處于少數地位，那時，美國的民主制度，人權和文化價值觀念，都面臨根本性考驗。

中國不完全融入全球化，其實對于發達國家是有好處的。國家有3要素：人口，國土和人口，中國的政府不被中國人喜歡，但美國人是應該喜歡的。因為它在配合發達國家政府，控制大多數人自由遷徙；在對外國投資實行“超國民待遇”，而歧視民族企業；在壓抑農民的利益-----如果中國農民有美國或者日本農民那樣的國會勢力，美國還能夠獲得如此慷慨的農業條款嗎？

三、大國需要動態比較利益

依靠外資實現原始積累，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做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和加工車間；利用后發優勢引進先進技術，或者可以成為小國發展模式，或者也可以成為作為世界霸主同盟國和依附國的發展模式，惟獨中國不行。

全球化不可能容納中國大部分人口移民。我們只能夠通過出口產品去實現勞動密集優勢，這是中國的靜態比較優勢，改革開放22年，我們已經充分發掘了這個優勢：在2500億美圓出口中：制成品占80%，其中勞動密集型雜項產品（包括服裝鞋類）占一半，資源原材料產品（包括輕紡，橡膠，金屬制品）占20%。中國的進口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占70%，期于就是越來越多的資源進口，這樣的靜態比較優勢，潛力已經不大。

在需求方面，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已經基本飽和。在供給方面，中國（包括香港和臺灣）的出口產品占國際市場的3%，東南亞出口占3%，到2010年將各占6%；雙方產業結構同構，競爭極為激烈。中國2000年GNP是10000億美圓，出口達到2500億美圓，出口依存度25%，未來5年經濟增長率年增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提高，出口額每年也要增加7%，將近200億美圓，哪個國家能夠吸收？不僅發達國家要反傾銷，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容忍中國產品搶它們出口市場。不是中國自己不愿意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優勢，而是國際社會不允許。

從中國自身利益來看，強大的資源也只能夠投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和發達國家爭搶“動態比較利益”。脫離產品的性質去講什么“資源替代”是錯誤的，脫離發展去講比較利益也是錯誤的。中國不能繼續以1億雙鞋去換美國1架飛機，何況這個比價隨著鞋的過剩和飛機技術的提高；鞋生產的過度競爭和飛機生產的寡頭壟斷，將越來越不利于中國。我們將陷入“出口貧困增長”：出口越多，國家越窮。

作為經濟和人口大國，中國要利用靜態比較優勢制訂短期戰略，而以動態比較利益為依據制訂長期戰略，經濟主導部門能反映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基本潮流并且相對獨立。國家對國內外有關國計民生要素的流動方向，對國內外經濟產出的方向，具有控制能力。在對外關系中，應該表現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存在著：無法融入國際社會的自身利益，這個利益也是國際利益的一部分：中國能夠以自己的國土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自身就給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并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不能以所謂“國際慣例”嚇唬和擺布中國。規則和不規則，是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5000億美圓進入中國投資并賺錢，難到不是一直在適應中國的規則嗎？中國應該適應國際規則特別是其中關于透明度部分，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并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制定中體現中國的利益。

以數學模型論證虛假命題，是經濟學界一大發明。中國也有人使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比較成本，論證“零關稅最好”。其理論錯誤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早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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