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的變化(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是什么)

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 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影響：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3、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

影響：增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理解和信任，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意義：中美兩國對抗結束，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作用：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

影響：我國外交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它進一步加強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影響：上海APEC會議是中國迄今舉行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多邊外交活動。

4、2001年11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影響：中國終于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性貿易組織的成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影響：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新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經貿發展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且與中央相繼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相契合。

1978-1991年間，中國貿易額和外商投資額增長雖然緩慢但開始起步，國際代工模式和外資引進仍處于試探期。在此期間，加工貿易發展成為對外出口的主要力量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浦東新區的建立以及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極大鼓勵了外商進行直接投資的信心。1992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外資出現迅速增長態勢，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幅度也明顯提升。

2001年中國加入WTO加速了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步伐，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又一關鍵節點。為兌現入世承諾，中國不斷深化改革，由此產生的制度性紅利極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果斷采取措施，盡量將外部沖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在困境中率先實現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推動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進一步變化。

我國在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標志著我國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實現了由“貿易小國”向“貿易大國”的轉變。

擴展資料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而要擺脫貧困，在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實際，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

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僅占世界總貿易額的0.78%。中國出口僅占世界出口總額的0.75%，出口額在世界排名第34位。

1978-1989年，在近12年時間里，中國貿易逆差年份就有9年，累計逆差額為468億美元，年均逆差額為39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資源告急，1979年外匯儲備年余額僅為8.4億美元。

1978-1982年，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共920家，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共17.69億美元。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拓展通常存在一個傳導過程。我國對外開放在時間點上正好契合了以全球價值鏈發展為主要推動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以漸進式為主要特點的對外開放和以市場化為主要特征的國內改革相輔相成，使得我國逐步融入全球經貿體系。

中國近代變遷的表現外交上？

新中國外交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時間段

1949—1959一邊倒

1959—1969兩個拳頭出擊

1971—1978同西方接觸，逐步破冰

1978—今 以國家利益為中心

下面為正文

1969年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我國外交思想轉變的分界線，因為這一年爆發了中蘇珍寶島事件，是中蘇關系降到冰點的一年，此后，直到中越戰爭時期，中國北方都有嚴重的國防壓力，也正是在這一年，我國的外交思想基本上開始了轉變

從1949年到1969年，中國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出發點是鞏固擴大國際共運，其次才是國家利益

1950年，中國正式邁入了蘇聯一方，這之中有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有擴大國際共運的需要

三年前的1947年，斯大林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這個機構的性質類似于之前的共產國際，其主要作用是協調各國共產黨以進行進一步的共運發展

我個人認為，斯大林本人更注重國家利益而非共運形勢，對于斯大林而言，無論是戰時同英美協調而被他主動解散的共產國際，還是戰后成立的情報局，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他單方面利用全球共產黨人的革命成果謀取蘇聯國家利益的工具，但赫魯曉夫不同，赫魯曉夫相對來講更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更注重共運形勢的發展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上臺，相比于在東歐各國被稱為“慈父”的斯大林而言，開會時敲皮鞋，還說過“西柏林就是美國人的睪丸，而它正在緊緊的被我握在手里，只要我狠狠捏一把，美國人就能尖叫！”的赫魯曉夫能力要差不少，如1956年的波匈事件，赫魯曉夫幾乎無力處理，最終只得求助中共，這才有了當年周恩來的穿梭外交，此事也使中共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眼中的地位不斷升高，到1957年，赫魯曉夫在很多事情上開始和中國領導人進行商討，甚至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開始的時候，很多東歐國家領導人打算要學習中國，也要搞類似的政策，而此時也成為了中蘇雙方在路線上出現分歧的原因之一。如果說斯大林時代，中蘇領導層間的關系偏向于領導和下屬的話，那么到了赫魯曉夫時期，二者的關系就更為平等，甚至在有些事上（例如對于波匈事件的解決上），赫魯曉夫還要聽取中共的意見。

在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時，中蘇雙方實際上仍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但因為一些原因，中方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在邊境問題上對于中國的支持態度。直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雙方緩和的希望就更加渺茫。這時的中共批判蘇修，奉行兩個拳頭出擊的外交政策，即一個拳頭打美帝，一個拳頭打蘇修，當時的越南就可以體現這一點，中國以派出防空部隊、援助武器彈藥糧食等等的形式，蘇聯則以派出軍事顧問（存疑，至今俄羅斯也沒承認曾派出過軍事顧問，僅有美國當時在越南組建的特種部隊SOG隊員在回憶錄中提到過曾在某次行動中近距離目睹過北越軍營中說俄語的白人）和武器等形式援助北越，中蘇在援助北越一事上，實際上是有競爭目的在其中的，然而隨著后期親中派的胡志明基本被架空，大權基本落到了親蘇的黎筍手中，中國實際上在這個競爭上處于下風，而美國自然不必多說，南越政府和南越國軍很拉，但美國只能扶持他們以落實五十年代“防止共產主義像推多米諾骨牌一樣在東南亞擴大影響”的政策（實際上美國當初的擔心是多余的，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是中國提出了“以北緯十七度線劃分兩個越南，之后由越南人民投票決定最終的具體歸屬”，說白了就是中國不想把越南變成第二個朝鮮，美國怕中國打，中國也怕美國打）1969年珍寶島和鐵列克提沖突被認為是中蘇雙方關系徹底降到冰點的事件。此事件后，中共領導層開始反思自身出現的一些問題，直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雙方逐漸開始了合作。

但是，在中美合作的過程中，中國發現似乎美國人的態度總是模棱兩可，并沒有之前同蘇聯合作時一口咬定的爽快態度，在許多事情上，中國發現美國人總是在變卦，漸漸的，中國人逐漸明白了，原來國際關系不至于像當年和蘇聯合作時那樣，走兩個極端——好的時候像兄弟，壞的時候就動槍開炮。國際關系只要圍繞自己的國家利益展開就好了，沒必要翻臉不認人，也沒必要徹徹底底的親密無間。

1978年是革命性的一年，但是它能在那場斗爭結束后的兩年便進行迅速的改革，也一定有它的社會基礎，那么這個基礎就是自1969年后到70年代初期中國同西方進行的較為頻繁的交流，正是這些交流使國內上下對于各方面的開放打下了一定的的心理基礎，當然，七十年代初期的交流也為后來中西方貿易合作，技術交流等打下了基礎，如若沒有這個基礎，改革開放是很難在短短幾年內就順利開展的。

八十年代被認為是短暫的“中美蜜月期”，當時的中美甚至已經到了合作研發坦克的地步，在中越戰場上我軍甚至還用到了從英國購置的雷達，但無論關系有多么緊密，對于美國而言，利益一定是第一步的，中美的蜜月期，對美國而言僅僅是達成利益的手段，而這個利益就是如何盡快地去化解蘇聯的威懾感：1981年蘇聯進行的“西方81”演習讓整個西歐對蘇式鋼鐵洪流的恐懼達到了頂峰，不出意外的話，若當時爆發戰爭，蘇軍可在兩周至三周內把t72開到大西洋的海岸上（即便到了美蘇雙方已經緩和到最大程度的1991年，僅蘇聯駐德集群，就仍然保有338000名作戰人員，4200輛坦克，8200輛裝甲車，690架各型飛機的恐怖規模，但也正是當年的海灣戰爭美伊1：100的傷亡比才算徹底化解了西方對鋼鐵洪流的恐懼）。因而美國在亞洲在八十年代最好的選擇就是拉攏中國，也由此可見美國所謂的“反對共產主義”就是個笑話，五十年代擔任副總統的尼克松曾直言不諱地說要徹底地反對共產主義，然而七十年代他又說我一定要和中國搞好關系，美國反共就是個宣傳上的幌子，美國反對的實際上是十九世紀就在瘋狂擴張的沙俄和蘇聯，對于美國而言他們最害怕的是俄羅斯民族內在的擴張性而不是共產主義(當然美國資本家反共是一定的，不過沒有對蘇聯的恐懼那么深刻而已)

在改革開放后，中央對于自身定位也更為明晰，中共不再追求共運領導權，也不再擴大革命，而是將自身、即我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實際上，如果看看戈爾巴喬夫的話，也會發現實際上蘇聯的外交思想也有著這樣的轉變，戈爾巴喬夫時期許多政策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很像的，但是，由于戈爾巴喬夫過于理想主義，竟然主動放下了蘇共的領導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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