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恢復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是從哪個時期開始的)

中國外交工作的權宜之策。二戰后世界格局日趨兩極化，正在籌劃新中國的毛澤東在外交上有兩點要考慮，一是在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需要大量的國際援助的情況下，中國最有可能獲得來自何方的援助？二是中國在美蘇抗衡中，持什么樣的立場，是親蘇、親美還是騎墻？這兩個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必須全盤考慮的。“一邊倒”方針，正是毛澤東在兩極對抗中在立場上的選擇，也就是取蘇舍美。這種立場上的選擇，一方面是與中國爭取外援的迫切形勢有關。毛澤東認為要想獲得英美的友誼是“幼稚”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另一方面，也與毛澤東的外交理想有關。毛澤東構想的中國理想的外交是同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這種外交必須是平等的；而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妨礙了“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因此我們“一邊倒”的目的就是掃除一切妨礙新中國與其他所有國家建立平等關系的國內外敵人。這樣，就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戰略性質，而非終極的目標；也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很強的對抗性。

簡言之，所謂“一邊倒”是建國前后，毛澤東根據經驗，權衡形勢，取蘇舍美，構建以聯蘇為核心的新的國際統一戰線，以贏得中國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并取得可能的國際上的援助的權宜之策。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及其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多邊外交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實踐：1、建國的第一年，與蘇聯、東歐等17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2、積極參與國際活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

（2）1954 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3、1954年4——7月，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形成“萬隆精神”。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

（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

（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

4、2001年11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

原因：國家政策，國家經濟實力政治實力，綜合國力的提高。。

試述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財經戰線取得的成就以及取得成就的原因。

【答案】：成就：(1)建國初期，為了穩定局勢，中國共產黨首先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同時廢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收回了被霸占的海關，統制了對外貿易，實行了外匯管理，并通過收購、征購、征用以及沒收的方式，將部分外資企業轉變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國營企業。這樣，加上原來解放區的公有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控制了全國的經濟命脈。(2)平抑物價，穩定經濟秩序。1950年，首先取締金銀、外幣投機。隨后調集物資，在投機猖獗的城市進行拋售，打擊投機資本。同年，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平衡國家財政收支。(3)統一財經。1950年，政務院通過《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規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很快平衡了國家財政，穩定了物價。(4)七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爭取國家財經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基本條件。在此基礎上，國家積極進行土地改革，調整與私人資本主義的關系，并為節約經費而精簡國家機構工作人員。通過以上措施，到1953年，新中國經濟水平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并有進一步發展。

原因：(1)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以及新政權的成立和初步鞏固，能夠通過行政手段有效干預經濟建設。(2)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占據了統治地位，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國家掌握了經濟發展的主要部分。(3)及時有效的措施，如統一財經、發行公債、調整現有工商業、及時糾正偏差等。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顯著的特點

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它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極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改革和對外開放分不開的.目前我國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要在體制創新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努力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文化體制、衛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邁出新的步伐,還必須解決不少難度很大的深層次問題.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改革推向前進,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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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什么會建立計劃經濟體制

一、建國初期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是我國選擇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動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于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壓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非常低下，工農業生產極端落后。 

1、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平抑物價，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我們必須實行計劃經濟 。

解放前最高產量，鋼只有90多萬噸，原煤6000萬噸（主要集中于日本占領的東北），糧食為2700多億斤，棉花不到1700萬擔。而經歷連年戰亂的1949年，與歷史上最高的產量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50%左右，其中，重工業減少了70%，輕工業減少了30%，煤炭產量減少48%，鋼鐵產量減少80%以上，糧食產量減少25%，棉花產量減少48%。由于生產大幅度的下降，物資奇缺，物價猛漲，通貨膨脹加劇，財政赤字也來越大。據統計，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通貨增發了1400多倍，物價上漲了8500多倍。廣大勞動人民貧困失業，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面對這滿目瘡痍、積貧積弱的國內經濟狀況，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爭取國家參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為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中心任務，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然而，連年戰亂不僅使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貧困，民不聊生，同時必須認識到，帝國主義在侵略過程中，長期控制著我國的主要經濟命脈。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以前的近一個世紀中，我國接受帝國主義多條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通過條約特權，掠奪我國經濟，壟斷了中國煤產量的70%，鐵產量的95%以上，航運噸位的73%（其中外洋航線占83.8%）和絕大部分的公用事業，并控制著我國的金融、保險和對外貿易。他們使用各種特權，攫取驚人的高額利潤。

1936年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憑借國家政權的壟斷力量，通過發行公債、苛捐雜稅、商業投機、通貨膨脹等手段巧取豪奪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權和戰時經濟統制手段大發橫財，進而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到1949年，官僚資本大約占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壟斷全國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發電量的67%，并擁有全國最大的銀行和十幾個壟斷性貿易公司。

由此可見，經過百年抗爭終于贏得民族解放和國家主權的中國人民為實現現代化、實現中民族偉大復興的愿望在建國初期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因此，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平抑物價，為了調整建國初期面臨的官僚資本主義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就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有計劃的建設社會主義。 

2、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我們必須實行計劃經濟。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指出：實現共產主義――當然包括其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但是，不管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發展中國家。

因此，這些國家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權后，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因為工業化過程的主要內容是機器操作基本上代替手工勞動，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農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經濟發達的國家，必然是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只有實現工業化，達到較高的生產力水平，我們才能更好的實現共產主義。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曲折，并且形成了近代畸形的產業結構：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為4.9%，1936年為10.8%，1949年為17%，而且布局不合理，70%的工業集中在沿海，只有30%的工業集中在內地。

顯而易見，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多么嚴峻的考驗，毛澤東在1954年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建國初期，我們迫切的需要實現工業化，實現祖國的繁榮和富強，才能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1956年年底，中共八大指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的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確立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

面對建國初期我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物資匱乏，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低且布局不合理，人才奇缺，技術非常落后等等的現實情況，要想優先發展資金、技術、人才密集的重工業，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封鎖，那種以市場為基礎的配置資源的辦法在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實現不了的，建國初期我國的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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