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新加坡的外貿依存度超過多少選擇題(新加坡2022年對外貿易依存度)

原因。首先，按照赫克歇爾—俄林理論，兩國之間之所以存在貿易，是由于商品價格有差異。與我國的國情相關，我國產品生產市場上原料與人力資源的價格相對低廉，因此各企業有條件依賴于低價策略來開拓國際市場，增強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擴大出口。其次，我國大量中小型企業不注意引進與學習先進的管理與銷售觀念，導致銷售觀念落后。在市場營銷中仍廣泛采用相對單一的價格策略，而不注重自己產品在性能、服務等硬件方面的改良，這也必然表現在他們的出口銷售策略上。再次，出口結構失衡。從產品結構看，我國出口的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產品的附加值相對偏低，易給進口國造成低價傾銷的印象。從市場結構看，我國有65％是以歐美為目標市場的，出口過于集中，競爭激烈。此外，與政府與一些部門盲目鼓勵出口缺乏指導性也有一定的聯系。

（2）我國經濟體制和企業運行模式中國家控制對市場運作模式的影響問題。我國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明文規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我們要實行的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間是有一定差異的。近20年來，雖然我國在邁向市場的過程中采取了許多改革措施，如通過匯率并軌實施了單一的匯率制度，允許并鼓勵外資進入許多國內的生產領域，通過建立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金市場來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無論是從經濟體制上還是從經濟學理論的分析出發，并不能就此將我國劃歸

為市場經濟國家。而由于歐、美各國的法律或者一般都有對市場經濟體制和非市場經濟體制

的區別標準，“其主要的一些標準包括：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程度；勞資自由談判工資的程度；國家對生產資料、資源配置和所有制的控制程度等等”。 鑒于我國現行經濟運行機制中的經濟運行主體全部屬于國有 或由國家控股的情況較多地存在，由此而反映出來的國家通過其所有權來直接管理或者于預企業經營的狀況亦較為普遍，此外資本項目項下的外匯仍處于管制狀態，一些壟斷性行業的限制進入等等，上述狀況一方面反映了現行經濟運行模式和一般市場經濟模式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各國對我國經濟體制的運行方式主要是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金的客觀評價。

（3）貿易保護主義者濫用WTO協議關于反傾銷的規定。反傾銷是WTO允許的保護本國產業的一種合法手段。根據WTO《反傾銷協議》，各國政府要對某個進口產品征收反傾銷

稅，不僅要證明某進口產品存在著“傾銷”，以及傾銷對進口國國內生產同類產品的產業造成了損害，還要證明該進口產品的傾銷和產業的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即進口國同類產業的損害是該進口產品的傾銷造成的”。 不過，該協議并沒有具體對“傾銷”是否屬于不公平競爭作出具體判斷，而是為各成員國在能否采取反傾銷措施方面制定了規則。鑒于WTO協議已經明確限制各國使用配額和許可證等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的產業，所以，反傾銷措施這一WTO允許的保護本國產業的合法手段，就被各國作為保護本國產業的一種合法手段，頻頻用來反對其他國家的不公平競爭。一些國家近年來不斷強化其反傾銷立法，降低傾銷的構成要件，擴大反傾銷調查的范圍。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濫用反傾銷措施具體反映在全球反傾銷案件的大量增加上。

作者： 白二澀 2006-4-18 03:18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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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傾銷論文

三、我國應付外國反傾銷投訴的對策

（1）抓住入世的機會，健全社會主義經濟價格體系，調整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要充分發揮價值規律作用，使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真正主體，獨立承擔風險，使產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直接掛鉤，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特別重要的是要盡量減少由國家定價的商品種類，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格體系的早日建立。這樣，即使我企業出口商品遇到進口國廠商等的反傾銷投訴的情況，由于我企業出口商品的價格主要是市場因素決定的，并且是不受國家定價控制的，就有可能根據歐美反傾銷法的相關規定，爭取獲得涉案企業的單獨稅率甚至整個行業的市場經濟地位，從而使歐美等國反傾銷法規定中所謂替代國標準不再對我涉案企業適用，同時，我國應積極順應市場要求，改革產品結構，屏棄重復建設，實施產品差別化戰略，提升產品附加值，避免企業在低附加值的產品中進行過度競爭。要求商務部、行業協會和出口商會及時出口商品的銷售狀況和渠道，了解自己出口商品對進口國同類產品的影響，積極幫助企業作好應訴工作。

（2）盡快理順企業產權制度，盡量減少和取消國家對企業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歐美反傾銷法認為，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通常在資源分配和價格決定中起的作用極小。而私企受利潤驅動，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米制定其商業決策，不受政府的干預。因此私有企業的產品和生產成本，較能合理地反映經濟現實。” 對于我出口企業來說，如能使外國行政當局對其市場經濟地位認可，就意味著我出口產品的成本和價格有了被直接認可的可能，否則，涉案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就不會被認可，而要以一個所謂市場經濟性質的第三國的類似產品的成本作為替代價格。而由于這種替代價格選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會對我出口企業造成實質的不公平和歧視。面對上述狀況，我出口企業一方面要通過自身的體制改革來促進企業理順其產權制度，并以此作為建立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另外，對現有的國有企業也要加快其股份制改革，并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條件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割斷企業和國家在產權上的連接關系，從而為進一步減少和取消國家對企業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創立良好客觀條件。

（3）利用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反擊各國對我的歧視待遇。盡管入世后并不會立即改變中國屢遭外國反傾銷投訴的現狀，但入世后，我國一方面可以利用在多邊貿易體系中

的發言權來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挑戰這些歧視做法，我國應加大對歐美等國在反傾銷投訴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及對我國的歧視政策放在WTO規則中加以評判的力度，以便盡早通過WTO這一多邊貿易體制來維護我國應得的正常待遇。

參考書目：

（1）黃巖君著《中國反傾銷實踐指南》，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朱捷、田德旺著《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版

（3）熊恩浩主編《反傾銷案例》，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3月

（4）五礦化工進出口公司編《如何應對國外反傾銷》，中國對外經貿出版社2002年9月版

（5）方瀟著，香港回歸后我國反間接傾銷對策和構想探析[J]，《國際商務研究》，1997，（6）

（6）張曉東，加入WTO與修改中國的反傾銷法[J]．法學評論，2000，（6）

（7）李煉著《反傾銷法律與實務》，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8）王景琦編《中外反傾銷法律與實務》，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2006年4月14日

我國離婚率現狀

一、我國婚姻存續的現狀

其實一直以來，我國的婚姻狀況都不樂觀，繼人口雪崩之后，中國的家庭也開始快速進入崩潰期，婚姻隨著家庭的崩潰而土崩瓦解。

2018年，我國的結婚率再度創下了歷史新低，每500個人之中，只有14個人結婚，而離婚率卻已經連續16年節節攀升，有2億成年人口處于單身狀態。

在2002年每7對夫妻中就會有一對離婚，但是到了2017年，每三對夫妻之間就有一對離婚，傳統的婚姻制度出現了劇烈的沖擊。

在全國范圍內，一線發達城市，成為了離婚的重災區，這其實是比不結婚更加可怕的事情。成千上萬的家庭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快速的接連倒塌。國人進入婚姻圍城的速度已經逐漸趕不上9元一本的離婚證印制速度。

2018年，北方的離婚率再創新高，每100對結婚夫妻中有60對離婚，這么高的離婚數字比率讓人觸目驚心。

深圳的離婚潮也不是個例事件，超過1000萬人口以上的北上廣深，都是離婚的重災區。以北京為例，從2006年起，北京的粗離婚率，每1000個北京市民有1.5個人離婚，到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上漲到3.3人，已經翻了2倍有余。

可能有人會說一線城市的生活壓力太大，所以離婚率高是正常現象。表面上看，這個說法似乎非常有道理，但是同樣處于東亞文化圈的國際化大都市東京、首爾卻大不相同。

東京和首爾在進入21世紀之后，他們的粗離婚率就開始以平穩的速度開始下降，在2010年北京的離婚率首次超過了東京和首爾，然后中國的一線城市開始一騎絕塵，離婚率一路狂飆。

放眼全球來看，離婚率高的國家大多都是受貧困或者當地風俗的影響，所以出現離婚率高的現象，但是在我國，情況就出現了很大變化，越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婚姻的紐帶反而更加脆弱，說離就離。

二、影響婚姻存續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是什么樣的洪荒之力讓離婚潮開始席卷神州大地，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扭曲現有的中國社會結構，種種的矛頭都指向了房地產。

一線城市涌動的離婚潮，最開始與一線城市房地產的關系始于“限購”。

在2009年的時候，北京100對結婚夫妻，有接近23對離婚，這個數據還處在進入21世紀后的較低水平，但是在短短幾年之后的2016年，這個數字飆升到了64對，幾乎達到了2009年數字的三倍。

離婚難道是閑著無聊的過家家游戲嗎？當然不是，這是經過嚴密計算和縝密思考之后得出的一個經濟策略。

如果離婚可以讓一個家庭多出一張購買一線城市房子的房票，會有家庭不離嗎？如果離婚可以讓一個家庭在很短的時間內賬面多出80萬元的收益，會有家庭選擇不離嗎？

答案已經很明顯了，那我們以北京為例來看看這場“房價終結婚姻”的現實大劇。

2010年之前，北京還沒有出臺限購政策，二手房的交易量完全看不出與離婚率有任何正相關的關系，二手房的交易量很大，但是離婚率確實很平穩的自由波動。

2010年之后，兩者的關系瞬間開始同步，2010年4月30日，北京規定一個家庭只能新購一套房，就是說不管一個家庭以前有多少套房，只能新購一套住房。

2011年的新國八條又規定，每個家庭最多只能有兩套房。這條政策一出，許多的已婚人士都開始不淡定了，離婚率開始走高。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從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一路走高，而且越是調控，調控城市的房產價格就越值錢，每當調控政策放松的時候，房價就會開始報復性的上漲。經常有專業人士說，投資一線城市，這是一個衡漲的市場。

在樓市冷的時候，人們持幣觀望，但是一旦樓市行情變熱，很多人就會擠進民政局的政務大廳，趕快離婚，先買一套房再說，時間就是金錢，買慢了就要少賺幾十萬元。

所以一線城市自從2010年之后，只要離婚率低，就代表著二手房交易量的下降，離婚率走高，甚至離婚潮的到來，就意味著二手房交易量的上升，二者相互糾纏緊密相連。

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下結論，離婚率高是限購政策導致的，但是限購政策確實為離婚率走高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這次的深圳離婚潮應該是由于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因為疫情的影響，許多人都呆在家里，在家里呆的時間長了，難免夫妻間不會出現一些爭吵矛盾，最后矛盾升級去離婚也是有的。

二是因為深圳的房價在3月份的時候突然走高，領漲全國，高昂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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