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新中國初期對外貿易迅速恢復發展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及其原因)

緩了我國和西方國家的接近和接觸。

（二）客觀上加劇了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敵意。新中國的成立，事實上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樣一個事實本身就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產生反感。因此在建國初期，他們對中國在經濟上實行封鎖和貿易禁運，在軍事上采取軍事包圍的政策，企圖把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再加上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敵視。在這方面表現很多，例如關于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上，美國使用各種阻撓新中國這一合法的行為。另外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也曾先后申請加入國際電信聯盟、國際紅十字會、萬國郵政聯盟、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但由于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阻撓，最終沒有同意接納新中國。新中國不被國際組織所接納的后果，就是越來越走向了自我封閉，與世界的發展潮流相脫節。

建國初期“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其積極作用，但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必然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分析總結其利弊，更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為今天的外交事務提供某些可咨借鑒的經驗。

三、 一邊倒方針的含義

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表述“一邊倒”的思想是在1949年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在批駁各種錯誤思想時，以戰略論戰的口氣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后經政治協商會議討論通過并寫進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使得這一方針法律化。新中國成立后，中蘇建交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標志著這一方針的具體實施。從形式上看，“一邊倒”是毛澤東構想的新的歷史背景下的國際統一戰線模式。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在總結黨的經驗時指出，在國內“結成國內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而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所謂的“國際革命力量”就是指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所謂“聯合國際革命力量”，就是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一邊。毛澤東構想的新的國際統一戰線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不同，是排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于統一戰線之外的，它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力量的大聯合，它是“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我們中國就屬于這個統一戰線。

從本質上看，“一邊倒”是毛澤東構想的新中國外交工作的權宜之策。二戰后世界格局日趨兩極化，正在籌劃新中國的毛澤東在外交上有兩點要考慮，一是在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需要大量的國際援助的情況下，中國最有可能獲得來自何方的援助？二是中國在美蘇抗衡中，持什么樣的立場，是親蘇、親美還是騎墻？這兩個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必須全盤考慮的。“一邊倒”方針，正是毛澤東在兩極對抗中在立場上的選擇，也就是取蘇舍美。這種立場上的選擇，一方面是與中國爭取外援的迫切形勢有關。毛澤東認為要想獲得英美的友誼是“幼稚”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另一方面，也與毛澤東的外交理想有關。毛澤東構想的中國理想的外交是同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這種外交必須是平等的；而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妨礙了“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因此我們“一邊倒”的目的就是掃除一切妨礙新中國與其他所有國家建立平等關系的國內外敵人。這樣，就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戰略性質，而非終極的目標；也使得“一邊倒”的方針帶有很強的對抗性。

簡言之，所謂“一邊倒”是建國前后，毛澤東根據經驗，權衡形勢，取蘇舍美，構建以聯蘇為核心的新的國際統一戰線，以贏得中國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并取得可能的國際上的援助的權宜之策。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什么會建立計劃經濟體制

一、建國初期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是我國選擇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動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于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與壓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非常低下，工農業生產極端落后。 

1、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平抑物價，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我們必須實行計劃經濟 。

解放前最高產量，鋼只有90多萬噸，原煤6000萬噸（主要集中于日本占領的東北），糧食為2700多億斤，棉花不到1700萬擔。而經歷連年戰亂的1949年，與歷史上最高的產量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50%左右，其中，重工業減少了70%，輕工業減少了30%，煤炭產量減少48%，鋼鐵產量減少80%以上，糧食產量減少25%，棉花產量減少48%。由于生產大幅度的下降，物資奇缺，物價猛漲，通貨膨脹加劇，財政赤字也來越大。據統計，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通貨增發了1400多倍，物價上漲了8500多倍。廣大勞動人民貧困失業，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面對這滿目瘡痍、積貧積弱的國內經濟狀況，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爭取國家參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為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中心任務，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然而，連年戰亂不僅使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貧困，民不聊生，同時必須認識到，帝國主義在侵略過程中，長期控制著我國的主要經濟命脈。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以前的近一個世紀中，我國接受帝國主義多條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通過條約特權，掠奪我國經濟，壟斷了中國煤產量的70%，鐵產量的95%以上，航運噸位的73%（其中外洋航線占83.8%）和絕大部分的公用事業，并控制著我國的金融、保險和對外貿易。他們使用各種特權，攫取驚人的高額利潤。

1936年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憑借國家政權的壟斷力量，通過發行公債、苛捐雜稅、商業投機、通貨膨脹等手段巧取豪奪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權和戰時經濟統制手段大發橫財，進而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到1949年，官僚資本大約占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壟斷全國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發電量的67%，并擁有全國最大的銀行和十幾個壟斷性貿易公司。

由此可見，經過百年抗爭終于贏得民族解放和國家主權的中國人民為實現現代化、實現中民族偉大復興的愿望在建國初期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因此，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平抑物價，為了調整建國初期面臨的官僚資本主義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就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有計劃的建設社會主義。 

2、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我們必須實行計劃經濟。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指出：實現共產主義――當然包括其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但是，不管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發展中國家。

因此，這些國家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權后，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因為工業化過程的主要內容是機器操作基本上代替手工勞動，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農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經濟發達的國家，必然是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只有實現工業化，達到較高的生產力水平，我們才能更好的實現共產主義。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曲折，并且形成了近代畸形的產業結構：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為4.9%，1936年為10.8%，1949年為17%，而且布局不合理，70%的工業集中在沿海，只有30%的工業集中在內地。

顯而易見，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多么嚴峻的考驗，毛澤東在1954年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建國初期，我們迫切的需要實現工業化，實現祖國的繁榮和富強，才能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1956年年底，中共八大指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的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確立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

面對建國初期我國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物資匱乏，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低且布局不合理，人才奇缺，技術非常落后等等的現實情況，要想優先發展資金、技術、人才密集的重工業，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封鎖，那種以市場為基礎的配置資源的辦法在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實現不了的，建國初期我國的現實狀況只能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來配置資源，保障重點建設，恢復國民經濟，有效調動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集中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才能實現優先發展重工業，并且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比如幾大鋼鐵基地、能源基地、機械制造基地，創造了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成為鋼鐵大國等等）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

二、蘇聯模式的影響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因素：

我國建國初期實行的計劃經濟，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但也不是不考慮我國自身實際情況，照搬蘇聯模式。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但同時，蘇維埃政權面臨國內外敵人的進攻，內憂外患、困難重重，俄國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包括余糧收集制，企業國有化，實物配給制和勞動義務制，這個政策集中了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適應了戰時需要，為戰勝國內外敵人提供了保證，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1921年實施新經濟政策，恢復了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機制作用，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 迅速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經濟， 使蘇俄經濟走出困境，在1927年蘇聯經濟達到戰時水平，并且鞏固了工農聯盟，為實現工業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國家的財政收入狀況有了明顯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有了初步好轉，從而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在1928年，斯大林作出實行全面計劃經濟的重大決策，在農業領域實行集體化。并于1929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從此，揭開了蘇聯長達60年的計劃經濟模式序幕。通過實行計劃經濟，蘇聯在經濟基礎薄弱，帝國主義經濟封鎖，政治軍事威脅的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上，順利實現工業化發展目標，在二戰中同法西斯的作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加快了戰爭停止的步伐。通過三組數據，我們可以明了的看到計劃經濟主導下蘇聯的發展：

第一組是以1940年與1913年比較：1940年，蘇聯生產生鐵1500萬噸，幾乎等于1913年的4倍；鋼1830萬噸，等于1913年的4.5倍；煤16600萬噸，等于1913年的5.5倍；石油3100萬噸，等于1913的3.5倍；商品谷物3830萬噸，比1913年多1700萬噸；原棉270萬噸，等于1913年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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