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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該怎樣創造財富??五論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前列

2004-09-01

胡思勇

近年來，我省經濟社會發展頻爆“亮點”。從2003年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為1998年以來最高；城鎮居民消費結構逐步升級，汽車、住房、通訊器材、電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體育娛樂用品、書報雜志等零售額分別增長9.2倍、1.2倍、91.1％、67.1％、33.6％和16.8％；城鄉市場增幅差距由2002年的11.4個百分點縮小到4.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扭轉了5年來持續下降的局面；整體小康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處于中西部地區前列。這些都表明，我省城鄉居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

GDP、名義GDP和綠色GDP

湖北擁有優越的環境資源。既有沃野千里的江漢平原，又有連綿起伏的丘陵崗地；既有適宜養殖的廣闊水域，又有重巒疊嶂的廣大山區；加之雨熱同季的氣候，湖北是我國自然環境最好的省份之一。

但“極目楚天舒”的美好境界正日益受到威脅。生態環境脆弱指標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環境狀況。大于0.65屬于極強度生態環境脆弱區，0.65－0.5屬于強度生態環境脆弱區，0.5－0.4屬于中度生態環境脆弱區，小于0.4屬于輕度生態環境脆弱區。按照這個指標，我國寧夏、西藏生態環境脆弱指標最高，分別為0.8353、0.8359；最低的是廣東、浙江，分別為0.1647和0.2017；湖北為0.4766，在中部六省中高于湖南（0.3418）、江西（0.4137），居全國第16位。在環境相對脆弱的背后，是經濟增長方式問題。2003年我國GDP僅占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鐵礦石、鋼材、水泥分別占世界消費量的31％、30％、27％和40％。我省工業也存在“暴飲暴食”，2000年－2003年煤炭消耗量分別為2866.27萬噸、2989.88萬噸、3582.80萬噸和3838.87萬噸，4年凈增長1000萬噸；一些工業品的單位耗煤量是日本、美國同類產品的20倍－30倍。這種資源的高消耗，增加了湖北環境壓力。全省工業每年排放廢氣總量約5000多億立方米，工業廢水每年約10多億噸。湖北是水資源大省，但80％以上河流湖泊和城市溝渠已被污染，損失十分嚴重。

環境問題與我國我省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在經濟短缺的條件下，經濟總量當然應該是首要的追求目標。但現在，我國我省人均GDP都超過1000美元，經濟進入質的提高階段，不能再簡單地追求GDP。GDP當然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它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不能反映人們實際享有的社會福利水平。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它不僅沒有扣除自然資產損失，而且將其中過度開采的資源和能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按照附加值統計納入其中。這就忽視了資源的急劇消耗和環境的嚴重退化，人為夸大了經濟收益。因此，現行GDP在某種程度上是“名義GDP”，不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真實國民財富”。在未來發展中，湖北必須既重視財政賬戶，又十分重視“綠色賬戶”，把經濟增長落實到省委、省政府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上來，把創造財富的基點轉移到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綠色GDP”和真實財富上來。

應該注意“貧困化增長”現象

有人問：我省小康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處于中部地區前列，在16項指標中，生活環境等四項指標達到100％，為什么省委、省政府還強調今后湖北發展，要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呢？

如前所述，目前的小康是低水平的。有些指標達到100％，是基于2000年的標準。從時態看，不論是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還是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標準都不可能是“過去式”，而必須是“將來式”。這就意味著要用更高標準審視、指導現在的發展。

我們用恩格爾系數來觀察。這是衡量人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該系數60％以上為絕對貧困型，50％－60％為溫飽型，40％－50％為小康型，30％－40％為富裕型，20％－30％為最富裕型。2000年全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最高的是海南（46.3％），最低的是山東（34.3％）。由低及高湖北居全國第15位，為37.5％。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全國最高的是西藏、貴州，分別為66.7％、60.0％；最低的是北京，為35.2％；湖北為51.9％，由低至高居第23位。這說明，我省城鄉居民的富裕程度存在明顯差距；GDP位置（居全國第10位）與居民收入之間存在明顯不對稱。

這里面有省情因素：我省是人口大省，較大的分母影響平均收益；我省是傳統體制存量較大的省份，國有企業多，容易出現“轉型貧困人口”；作為老農業基地，要承擔不輕的政策性負擔。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比如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重大企業，輕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恰恰是接納就業的重要容器，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

因此，GDP不僅是一個經濟增長概念，而且應該成為一個福利概念；我省經濟增長，不僅應該以平均增長率來衡量，而且應該以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來衡量。正因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才有能力“削平”差距；正因為我們要實現更高目標，才要求克服“貧困化增長”現象。這是一種更高遠的境界，一種自我加壓的精神，一種對歷史負責的科學態度。

差距來自人類發展水平

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必須把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轉移到人類發展上來，尤其是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上來。

所謂人類發展水平，主要是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營養水平、衛生狀態等。這個指標大于0.8，屬于高人類發展水平；在0.8－0.65之間屬于上中等人類發展水平；0.65－0.5之間屬于下中等人類發展水平；0.5以下屬于低人類發展水平。按照這個標準，北京、上海最高，分別為0.853、0.845，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32、33位；最低的是西藏、貴州，為0.521、0.602，分別居世界第123、111位；湖北為0.697，居全國第15位，居世界第97位。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我省人類發展水平高于人均GDP在世界的相對位置，屬上中等水平；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位置仍然偏后，與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的發展要求尚有差距。

人類發展水平能夠解釋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為什么發生。研究表明，如果一個農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從事非農活動的可能性會增加2.2％；提高初始人力資本存量1％，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4.526％。2000年，北京、上海15歲以上就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10.33年和9.25年，湖北為8.02年。這就是說，北京、上海勞動人口平均進入了高等教育的門檻，湖北還需要完成九年義務教育。與此相應，2003年北京、上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13882.62元、14867.49元，約為湖北7321.98元的2倍。同樣，武漢市15歲以上就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4年（與上海相當），恩施只有7.13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3年前者農民人均純收入（3494元）是后者（1498元）的2.3倍。

教育通過兩種效果共同作用對經濟產生影響：（1）賦予人們工作技能，直接提高生產效率，即“工人效果”；（2）使人們對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變化反應靈敏，提高要素的配置水平，即“配置效果”。我國我省農村經濟以農戶為基本單位，每個家庭都面臨著對生產要素、產品的市場價格變化進行反應的問題，因此“配置效果”更為重要。我們看到，明明非農活動的收益大大高于農業活動的收益，但貧困地區的農戶從事非農活動的比例反而更低。

人類發展水平還能夠解釋貧困人口為什么發生。從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和半文盲的貧困發生率為21.3％，而高中學歷為10.6％，大專以上學歷為7.9％。

所以，縮小人類發展水平，是我省消除貧困、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所在。正如省委、省政府所指出的：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實現“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根本性轉變

決不能因為某些問題的產生而否定過去的發展。發展本身就是逐步改變欠發達狀態的持續過程。沒有過去發展所奠定的基礎，今天實踐科學發展觀就無從談起，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實現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的奮斗目標就沒有條件。找準問題，也就明確了努力方向：實現由“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根本性轉變。

要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的觀點。污染嚴重的“黑色發展”已難以為繼。在今天，“綠色”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方式問題、環境問題，而且是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問題。隨著世界綠色消費的興起，綠色貿易壁壘以鮮明的時代特征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主要關卡，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我國在發達國家建立的綠色壁壘面前，近些年每年都有70多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響。農業是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工業中傳統產業的比例也很大，因此，“綠色”是強化我省經濟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牢固樹立完整國民財富或真實國民財富的觀點。僅把物質資本視為國民財富的觀點是狹隘的。國民財富應該包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三類。根據世界銀行對192個國家和地區的評估，物質資本僅占總國民財富比重的16％，自然資本占20％，人力資本占64％。其中高收入國家人力資本占國民財富總量的比重為8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人力資本比重很小，自然資本占國民財富的比重超過一半。盡管其測量方法還存在缺陷，但它告訴我們：只有把三種財富統一起來，我們才能創造“完整、真實的國民財富”。

牢固樹立經濟發展是人類發展的觀點。以人為本，不僅意味著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而且意味著人的能力得到培養和運用。收入貧困只是貧困的表象，人類貧困和知識貧困才是實質。知識貧困是人類進入21世紀知識社會的新型貧困。提高人們的知識，就等于增加國民財富。

牢固樹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觀點。地區差距、收入差距都說明相當一部分人群沒有分享到經濟增長成果。限制社會分化，縮小地區差距，建立一個公平和相互關懷的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點子公司大概可以說成是從事買粉絲，調查，分析之類公司的別稱。最初來源于有“點子之王”之稱的何陽【可不是（算死草）里的陳夢吉】。何陽大學畢業后創辦了“北京和陽買粉絲公司”并擔任總經理，而且他在多所大學兼任教授，其著作《點遍中國》十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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