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政策研究(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已經萌芽并得到了緩慢地發展。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母體內已經孕育出一種新的生產關系，這表明我國封建社會已經日趨衰落了。 文化：伴隨著政治經濟方面的變動，反封建民主思想的產生了。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具有鮮明的揭露封建制度、要求個性解放的特征。 這一時期，歐美國家處于早期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中西對比，中國已明顯落后于西方。 相關問題鏈接：  1、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的一百余年間，我國歷史上出現了封建社會末期最為繁盛的百年之治——“康乾盛世”，但歷史只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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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年，中國就迅速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試說明“康乾盛世”的表現，并結合中外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分析盛世局面迅速消失的原因。走在世界前列的封建時代的中國在明清之際逐漸落后于世界這一歷史對當前中國有何啟示？答案：表現：政治清明，社會穩定；邊疆得到鞏固和發展；經濟發展迅速，耕地面積擴大，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人口大量增加；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緩慢發展。迅速消失的原因：康乾盛世之間，西方國家工業革命開展并基本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向廣度和深度發展；資本主義加緊向外擴張，力圖使中國成為其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而此時的中國，長期推行“閉關自守”政策，造成中國落后于世界；大興文字獄并沿襲明朝的八股取士，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封建專制制度空前強化，影響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嚴重束縛了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啟示：統治者閉關自守，盲目自大，使盛世局面迅速喪失；堅持改革開放，跟上世界發展潮流；調整生產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提高民族凝聚力；重視科技教育，增強綜合國力。  2、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我國的文學藝術繁榮興盛，而科學技術則由發展轉為停滯。概述這兩種文化的具體表現和特征，并分析形成這兩種文化現象的社會原因。答案：明清時期，小說創作繁榮，出現了《水滸傳》、《紅樓夢》、《聊齋志異》等佳作。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具有鮮明的揭露封建制度、要求個性解放的特征。明朝時，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分別寫成了《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三部科技著作，以后科技方面則沒有重大的進展和創新。其特征是總結傳統科學技術，開始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明朝中期以后，農業和手工業發展，商品經濟活躍，資本主義萌芽成長。另一方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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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封建制度日益腐朽，統治者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上述文化現象正是當時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反映。  3、有的學者認為，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生產后，“除了技術不發展的情況以外，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都具備著”，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發生“本質的變化”，生產進入工場手工業階段。你是否贊同上述觀點，請結合史實簡述理由并評析上述觀點。答案：不贊同。理由：①到鴉片戰爭前，資本主義的萌芽仍局限于江南、廣東等少數手工業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稀疏存在、發展緩慢。②普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男耕女織”，自由勞動力市場不充分；廣大小農很少從市場購買手工業品；清政府對商品征收重稅、對外實行“閉關自守”、國內外市場條件不具備；地主商人的錢財一般不用于擴大手工業。③廣大內地和邊疆地區很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下。④封建自然經濟在中國占統治地位，手工工場沒有成為當時中國手工業生產的基本形式。評價：夸大占很少數的先進經濟因素；用局部先進地區、行業、部門來代替全國；、非主流的情況，用片面的、掩蓋了整體的情況。 

從全球史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你認為應該如何正確處理東西方的貿易關系？

自加入WTO和國際貿易接軌以后，在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外貿出口快速增長。正所謂，大國發展，主因在內部，小國發展，主因在外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引下以跨國公司主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外部因素球。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內部因素是主要的，80年代，鄧小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正確判斷。積極主動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提前布局，政策扶持。另外，得益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的外貿行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城市化把沉睡在一畝三分地上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農民工群體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為祖國的發展做出了具大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1999年大學擴招培養了一大批腦力勞動者，英語4級基本是大學的標配，找一份外貿業務員的工作，對外溝通基本夠用。

“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

公開數據顯示，早在2018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了4.6萬億美元，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帶動直接和間接就業人口1.8億人以上。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27日，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數量為641萬余家，其中廣東省的外貿企業最多，達182.3萬家，占比28.4%；江蘇省、浙江省的外貿企業數量分別排名第二、第三位。

假設平均每一家外貿企業配有5名業務人員，從事外貿業務的銷售人員將達到3000萬之多。另一個數據，阿里巴巴國際站目前有20萬賣家，如果每一家公司有5名業務員，從事阿里巴巴的外貿業務員就有100多萬人，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國內外貿從業人員的數量都是非常龐大的,遠遠多余IT從業人員。

本人寫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從大歷史觀和政治的角度首先剖析經濟發展和行業發展，然后在大的經濟環境下個人的奮斗如何趕上歷史的進程，最后才是技能方面的分享。和其他書籍不同的是，本人的業務技能分享更側重邏輯層面，期望告訴你們為什么這樣做？“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可以達到以不變應萬變的效果。

說個小故事：

有一個北京人，1984年為了圓出國夢，賣了鼓樓大街一個四合院的房子，湊了30萬，背到意大利淘金。風餐雨宿，大雪送外賣，夜半學外語，在貧民區被搶7次被打3次，辛苦節儉，如今已兩鬢蒼蒼，30年了，終于攢下100萬歐元(人民幣768萬)打算回國養老享受榮華。一回北京，發現當年賣掉的四合院現中介掛牌8000萬，剎那間崩潰了…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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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于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準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筑．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于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后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后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后，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并奉為“典范”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范”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并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借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并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