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法國對外貿易數據統計(從法國進口貨物的稅率是多少？)

——兩國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初探

對于對增長的關鍵問題感興趣的經濟史家而言，比較方法應是非常有效的。若他的任務在于分析不同變量的運動，考察它們各自對經濟革命的影響，那么，就此范圍而言，比較幾個國家的經驗必定會大大拓展其研究領域，增強其提出——或檢驗——假說的能力。然而這種方法只是以散漫的方式——除極少數例外——得到運用。筆者欲在這篇文章中從比較的視野出發探討工業革命的起源這一重大問題，但筆者充分認識到自己工作的冒失輕率。大家都知道英國是第一個實現技術突破的國家，而且這一成就是通過它自己的努力、在沒有外來幫助的情況下自發達到的。但對于如何解釋英國人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各家眾說紛紜。如果將18世紀的英國經濟和另一個國家——法國（由于當時它是歐洲大陸的頭號強國，因而是最好的選擇）的經濟作系統的比較，人們就會更為清晰地發現那些只有英國才具有的因素——這些因素將決定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獨特現象。

第一個需要指出的關鍵問題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的領先地位和法國的落后狀態已經十分明顯，這種狀況不是短期內突然出現的。兩國之間的差距在18世紀初，即路易十四時代結束時就已經十分明顯。為解釋兩國之間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差異，我們應該以長時段（即遠溯至中世紀）來考慮到這一問題。這里不可能完成這一工作，但至少我們可以指出17世紀的客觀形勢對兩國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這至少是18世紀初兩國之間差距的部分原因。

30年前，約翰•U. 內夫提出，英國之所以成為第一個在18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的國家，其原因在于，它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法國不同的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它已經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因此它的領先地位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早兩個世紀。但他的論點在英國受到批判，今天已經沒有什么影響了。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內夫想象出來的，他大大高估了某些技術發明的意義，以及少數新工業的增長的重要性（除了煤炭工業外，其他的都無足輕重，而且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工業部門——毛紡業增長是十分緩慢的），最后，他還大大高估了企業組織中少數非代表性的大企業的意義。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內夫指出了1540年后英國煤炭產量和消費的快速增長以及它在技術上的意義，這就導致了一些新技術的產生，而這是歐洲大陸完全陌生的，如煉焦爐。這種新的礦物燃料為創新提供了新的推動力，而法國卻缺乏這種推動力。另一方面，正如內夫提到的，1540-1640年間，英國工業產量的增長要比法國快。1640年起，英國在礦業和冶金業產量方面居于絕對優勢，玻璃、毛紡品等人均產量、甚至整個工業的人均產量高于法國。

不過，兩國真正的差異是在1640年后而不是在這之前發生的。在法國，正如諸多研究所表明的——“17世紀的悲劇”使這段經濟史上十分暗淡。在經歷17世紀頭25年的相對繁榮后，1630年代開始了漫長的蕭條衰退時代，世紀中葉的投石黨運動期間經濟幾近崩潰，這種糟糕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720年代。百年之內，價格低落，特別是農產品價格極不穩定——頻繁而深刻的經濟和人口危機，再加上可怕的“死亡率”，通貨緊缺，這些都使商業活動陷于癱瘓，影響了地租價格和利潤——失業和貧困化，這些眾所周知的現象造成了工業生產的停滯甚至是下降，P. 古貝爾和P. 德永在兩個大型毛紡業中心博韋和亞眠都清晰地看到了這種狀況。在博韋，1624-1720年下降額約為40％，亞眠的工業活動在投石黨運動期間陷于停頓，1680年之前都沒有回復到世紀初的水平。即使其他地區的命運稍好，我們仍得承認，，1630年后的蕭條是漫長和深刻的。由是觀之，科爾伯的工業化政策實在是同這種蕭條作斗爭的無奈之舉；但由于當時條件惡劣，通貨緊縮、價格不振，收入和消費呈下降趨勢，他的努力換來的只是個半失敗的結果。誠然，有些工業舉措保留了下來，以后還有所發展——如朗格多克的呢絨業——，但很多新辦企業都很快衰落并消失了，總體來說，如果科爾伯時代整個工業有所發展的話，那也是很不穩定很不明顯的。近來的研究表明，路易十四末年，法國工業有復蘇的跡象——人們長期以為路易十四是個災難性時期——盡管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戰爭、頻繁的饑饉和新教徒的流亡。我們在商人中看到了新的企業家精神，通貨緊缺有所緩解，法國在西班牙美洲開辟了新的市場。無疑，這些復蘇跡象是1715年后增長的先聲，但它仍然受戰爭和饑饉的災難限制。即使能在17世紀的法國經濟中找到某些積極方面，但總的說來，整體形勢仍是十分不利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1715-20年間法國的人口低于1640年的水平。

在海峽的另一邊，17世紀的形勢大不相同。如果近來對法國經濟史的研究只是在悲觀主義方面有強弱程度的差異的話，那么英國史家總的說來對其國家的經濟發展持溫和的樂觀主義看法.

當然英國也沒有能避免17世紀的不利局面。它也曾經歷過幾次停滯和困難時期，如1620年代，內戰時期，同路易十四作戰的某些時候；它的主要工業，毛紡業曾幾度經歷危機，其增長在整個17世紀來說相對微弱，貧困和失業造成了嚴重問題。但英國沒有1630年后法國所經歷的長期劇烈頻繁的蕭條。蔓延到整個歐洲的價格低糜只是在較晚的時候波及英國，比法國晚，約在1650年前后，其幅度也教小；其短期的價格波動也不如法國劇烈，對經濟的影響較小。F.J.非舍爾總結說，17世紀英國的工農業有了緩慢但明顯的增長，盡管同期人頭也增加了，但人均收入很可能也增加了。

1660年后，還有很多法國所沒有的其他發展跡象。如英國內部市場的擴大，這尤其得益于倫敦的發展，它比巴黎的發展更為迅速；“邊境”各郡有了發展，如蘭開夏郡的棉紡業的起飛也早于法國。最后17世紀英國外貿長期呈迅速的增加態勢，這尤其是因為其早期的殖民擴張；1660年代起，英國成為重要的外來商品再出口國家，而同期法國的殖民地和殖民貿易幾乎可以忽略。

正是由于這緩慢但穩定的增長，到18世紀初，英國在幾個重要的領域（盡管其現代性不容高估）已確立了對法國的明顯優勢地位。首先是農業。英國的很多地區已經展開了個中技術改良，產量比法國更高更穩定，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農業的歉收較少具有災難性。隨后是工業技術方面。如上面提到的因煤燃料使用帶來的革新。17-18世紀之交，由于薩瓦里、紐科門和達比等人的資金投入，革新活動更為活躍。在外貿方面，英國不僅在人均水平，而且在絕對值方面都更高，它的商船隊更為龐大，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更快。

最后，英國的優勢也特別明顯地體現在財政領域，國債制度和英格蘭銀行的建立表明，它在政治和經濟結構方面遠遠領先于法國，路易十四也曾試圖創辦國家銀行，但受到財政家們的反對而告失敗，這些人認為這種銀行與“純粹君主制”不相容，后來約翰•勞試圖人為地將英國的財政制度移植到法國，結果是場災難。

如果說17世紀兩國的經濟命運呈對比關系的話，那么從路易十四的戰爭結束到大革命的3／4個世紀中，情況則完全不同了：兩國經濟同時增長，我們所掌握的統計數據表明，英法兩國增長的節奏驚人的相似。

從我們熟知的領域，即外貿來看，法國的增長甚至比英國快。

英國和威爾士的官方年均外貿額（進口＋出口＋再出口）在1716-20年間為1300萬鎊，1784-88年為3100萬，即增長1.4倍。根據阿爾努的數字，1716-20年法國的年均外貿額為2.15億利弗爾，1784-88年為10.62億；幾乎增加了4倍。當然，英國官方計算所依據的費率表比較連貫，因而能提供一個反映貿易大致狀況的指數，而阿爾努的估算依據的是當時的現行價格，而這些價格在1730-80年間增長了約60％（至少農產品如此），因此阿爾努的數字應作一些扣除。即使如此，法國貿易的規模至少仍增加2倍，高于英國。而且魯杰羅•羅曼諾根據詳細統計資料提出的1716-20年的數字低于阿爾努的數字（年平均為1.55億），這樣一來，即使扣除價格上漲的因素，法國在這3／4世紀的貿易增加了4倍。1716-20年間，法國外貿總額勉強達到英國的一半，到革命前夕，其總量已與英國基本持平（當然人均數字明顯低于英國）。

當然還應該考慮到路易十四末年法國的外貿水平很低，但到革命前夕，其增長速度比英國快。另外，在幾個重要的國際貿易領域，法國在18世紀取得或維持了支配地位。法國通過加的斯港向西班牙美洲帝國大量輸出工業產品，它仍是西班牙及其美洲帝國的首要工業品供應國；而英國只是壟斷了葡萄牙和巴西的貿易，范圍有限；但英國控制了意大利和利凡特的市場。圣多明戈島的甘蔗和咖啡種植發展迅猛，它們的價格低于英屬安第列斯群島的產品價格，因為英屬各島地力耗盡，價格提高，所以法國人從英國人手中奪取了大量的殖民地商棧貿易，同時向北歐的再出口發展也很快。此外，總體來說，英國人在歐洲大陸市場鮮有成功，因為他們到處都遇到保護主義壁壘和法國的競爭；英國向大陸的再出口發展緩慢：從18世紀初到1780年代才翻了一番，只是到1785年左右英國的“現代”工業品才開始入侵大陸，大陸貿易在英國外貿中所占的分額也在下降，從4／5降到不足一半。英國貿易的發展幾乎完全得益于殖民地貿易，特別是同北美領地的貿易，到13個殖民地獨立之前，英國工業品在那里幾乎享有完全的壟斷權。這種外貿的“美洲化”在較小程度上也適用于法國，盡管經歷了七年戰爭的失利，法國的殖民地貿易在1716-20到1784-88之間增長了9倍，但同歐洲以外的貿易額只占總量的38％。所以法國外貿的導向比英國更傾向于歐洲，同歐洲的貿易發展速度稍慢于總體速度，但明顯高于英國同大陸貿易的發展速度。

但法國外貿的這種樂觀主義圖景應在幾個方面打折扣。在這段時期——即七年戰爭以前——的前半期，法國的相對地位更為有利。一直到40年代末，英國貿易的發展“非產緩慢”（R. Davis），毛紡品和再出口停滯；只是從1748年起才迅速增長——1745-60年年均增長速度為3.9％。法國貿易雖然受到“約翰•勞體制”的打擊，它的起始增速仍與英國相近，約從1735年起，開始加速，不足20年便翻了一番（1736-39到49-55年），這是法國外貿的黃金時代。但七年戰爭突然打斷了這一勢頭，戰爭期間法國的商業被“皇家海軍”從海上驅除出去，總額降低了50％，而同時英國的貿易仍在發展。1763-71年，法國外貿強勁反彈，但主要是收復失地，但隨后是70年代明顯的停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則明顯后退，直到大革命前夕法國外貿才再次開始增長，并再創新高，到1793年又陷入崩潰。在英國方面，雖然70年代貿易減緩，美國戰爭期間又經歷危機，但同七年戰爭后的法國相比，速度稍快，1783年和約簽訂后再次強勁增長，直到本世紀末。有跡象表明，70年代起，法國的競爭力減弱，喪失了在利凡特和西班牙和西屬美洲的地位（查理三世的保護主義政策對法國人損害特別大）。英國貿易的發展則更為穩定，因為它受戰爭的影響較小。

法國外貿的另一個弱點是它對圣多明戈的明顯依賴，這個殖民地在80年代占法國殖民地貿易總額的3／4，占總出口額1／3的再出口產品，大部分是這個島嶼提供的。再出口對于英國也很重要，但不列顛帝國更為遼闊更為多樣，它的殖民地貿易更為豐富，到1776年時，作為外貿重要因素之一的北美13個殖民地人口增長迅速，生活水平較高，所需求的制成品量大類多。此外，英國出口中的工業品比例比法國高，1780年左右，兩國的這個數字分別為2／3和2／5；在法國的出口產品中，咖啡、糖和酒居于首位，其次是紡織品和絲綢。有的研究者認為，法國18世紀貿易的增長純粹是表面現象，對國民經濟并無多大實際意義，因為它大部分只是商棧貿易。但不要忘記英國貿易也是如此，同時一些大港口，如波爾多、南特和魯昂，它們的工業對殖民地貿易直接發生了影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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