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泉州海外貿易的歷史意義(概括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帶來的影響？)

。”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城制造“紅溪慘案”，屠殺華僑萬余人，其中不少是晉江人。

直到光緒年間，在呂宋的華僑人數還很多。《清史稿．卷 119．職官志》云：“日斯巴尼亞，一名西班牙，即大呂宋也。明．嘉靖初，據南洋之蠻里剌（馬尼拉），是為小呂宋……光緒六年（1880年），小呂宋華民請設領事，不果。光緒十三年（1887年），置小呂宋總領事。”

據本世紀的一些統計數字記載，有些閩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過了留居在本國的族人人數。如永春東平鄉東山村顏姓在國外人口有八百多戶六千多人，而國內僅有二千多人；城郊鄉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譜時登記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國內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東門后村鄭姓在國外人口達三萬余人，而國內人口只有一萬多人；城效鄉張埔村李姓1937年調查國內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國外人口則達六百多人。

泉州海外貿易獨特發展的歷史條件是什么

1087年，北宋正式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宋王朝南遷后，福建成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泉州處在南宋海岸線的中心，南可通兩廣，北又近江浙，所以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各位重視和扶持．中國商船的蹤跡，近至朝鮮、日本，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享有豐厚利潤的海上絲綢之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知，泉州海外貿易獨特發展的歷史條件包括政府設立專門管理機構，經濟重心南移，對外貿易港口，交通便利，海上絲綢之路暢通~

海上絲綢之路為何以泉州為起點

在中國漫漫的五千年歷史當中，絲綢之路鑄就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輝煌。泉州這顆嵌在我國東南沿海的璀璨明珠，也曾經沐浴在絲綢之路的光芒之中，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以泉州為起點的。今天，我們重提這個話題，就是要探究泉州當時所具備的歷史條件，更好地解讀這段歷史。

首先，從它的歷史前提條件來看，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給泉州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在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之前，東西方交流以主要是通過陸路絲綢之路來進行溝通的。然而隨著戰爭的硝煙，加之另經濟重心的南移，陸路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往日的風采，直至最后被取而代之。應該這樣說，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有著必然性，但同時也有偶然性。

就在中國當是處于四分五裂的時期，一個興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帶著他們的騎兵，帶著他們的思想，席卷中華大地，繼而統一整個中國，開創了另一個新的歷史天地。它大力發展漕運和海運，拉直大運河，溝通南北航路，進一步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泉州，就是在這種歷史機遇的推動下，走在了歷史的最前頭。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泰圖說它"可以和埃及的亞歷山大山港并駕齊驅，是世界上的兩大港口之一。"后來游歷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更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史載："當時泉州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勝數，這里出產的綢緞，較杭州及大都更好。"足見當時泉州的繁榮景象，這也正是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典型表現。

再者，作為中國古代的四大商人之一的閩商，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福建自古以來就有"八分地一分水一分田"的說法，因為耕地少，從商的人也就相對多，尤其是閩南這一帶。閩南人秉承"愛拼才會贏"的理念，開創了屬于閩商的新天地。姑且不論它形成的根源所在，只要看看當時的情況，便可略知一二。南宋末年，泉州有一蒲氏巨賈，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后南宋滅亡，投元，做了市舶司的主管，有條不紊地管理著當時泉詐的海外貿易。此外，閩商還廣泛地奔波于這些航路之間，不僅壯大了自己的實力，也開拓了與各國交往日益密切的新局面。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閩商似京劇中的"跑龍套"，是牽線者，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者。

我們看其歷史，看其現實，還要看其自身的有利條件。泉州地處福建東南沿海。介于上海和湛江兩大港口之間的海岸線中段。大陸海岸線蜿蜒曲折，多海灣良港。正是這樣一個優越的地理環境，造就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一個基本的條件。當時的起點就是從泉州港開始的。泉州港就在晉江的入海口處，不凍、不冷、不淤、避風港灣寬廣。所有的這樣的地理條件，足足讓泉州港輝煌時。只是后來由于淤積泥沙，這種優勢才逐漸減弱的。泉州之所以成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真可謂是天造地設。

泉州，正是占據著"天時"、"地利"、"人和"，才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研究課題：海上絲綢之路為何以泉州為起點

指導老師：黃毅琳、黃桂玉

課題組成員：鄭宗偉、呂燕玲、陳麗雪、陳素燕、鄭素花

課題組長：鄭宗偉

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為何衰敗？

文| 獬執事

以貨物吞吐量來論，泉州港可能還排不上中國港口的前十名，但如果從歷史角度來講，泉州港可是以世界航海史上當了幾百年的“頭把交椅”。兩宋時期，因西北陸路受阻，海運出現爆發式的發展，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為起點的海洋貿易由此聯通了亞非七十余個國家，泉州更是成為國際航運中心――以唐朝的廣州通海夷道為基礎，兩宋打通了足以與陸上絲綢之路媲美的海上絲綢之路，而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正是泉州。

元朝時期，泉州港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泉州幾乎成了元朝面向海外萬邦的“門口”。至元二十九年（1291年），馬可?波羅奉忽必烈之命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其起點正是泉州；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這位意大利旅行家是如此記載的：“剌桐港者，則有船舶萬余。”剌桐港是阿拉伯人對泉州港的稱呼，事實上馬可?波羅將泉州港與亞歷山大港并稱只是因為后者在西方人心中的傳奇性地位，要真以貨物吞吐量來論，亞歷山大港是恐怕還比不上泉州港的一個零頭。

泉州港興盛之時，人口超過20萬，日常停靠的船只萬余艘，商肆間囊括了來自阿拉伯、波斯、歐洲、印度直至非洲的各國商人，因各國商人云集，泉州城內遍布“蕃坊”、“蕃人巷”，其形制與外國的“唐人街”、“中國城”有些類似――。那么，如此繁華的城市，如此繁忙的港口，為什么在此之后后繼乏力，以至于在當下在國內的港口榜里都排不上前十名了呢？

答案在于戰亂。然而，造成泉州港衰敗的戰亂非常特殊，而且與泉州的國際化相關。為什么這么說呢？元朝實施歧視性的人口政策，將國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其中漢人和南人都是漢族人，地位最低。來自阿拉伯、波斯等地區的商人雖然生活在“蕃坊”、“蕃人巷”中，有“蕃人”之名，但卻被歸類于“色目人”，地位反而經高于泉州的漢人――漢族人與這些蕃人的后代被稱為“半南蕃”，高攀的不是蕃人，而是漢族人。

因為有了朝廷的特殊支持，這些蕃商的生意越做越大，勢力也越來越龐大，以至于發展出了自己的武裝勢力，與東漢的地方豪強相似。朝廷與這些蕃商的雙重壓榨導致泉州反元起義頻頻發生，于是這些擁有武裝勢力的巨賈便紛紛組建義兵，其中便有一支由波斯色目人組建，名為亦思巴奚軍（“亦思巴奚”得名于波斯語的“民兵”一詞），其首領賽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納均是波斯人。

至正年間福建出現饑荒，“泉大饑，民扶攜就食”，各地起義不斷。元朝朝廷無力鎮壓，又不敢作用漢將或漢族民兵，于是愈加倚重這些蕃人義兵。賽甫丁、阿迷里丁兩人正是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立下軍功，并被朝廷授予“義兵萬戶”的職銜。萬戶這個官位已經非常不低了，在元朝算正三品，而且可以世襲，這充分說明了朝廷對這些色目人的信任。然而，隨著元朝的漸漸衰落，這些色目人也不滿足于受封萬戶了：至正十七年（1357年），賽甫丁與阿迷里丁正式叛元，在泉州發動兵變，史稱“亦思巴奚兵亂”、“波斯戍兵之亂”。

元朝連鎮壓漢族起義都要倚靠這些蕃人義兵，當然更沒有力量鎮壓這些反過來叛亂的蕃人義兵。亦思巴奚軍以泉州為中心并占據了興化、福州等地，其戰火擴展到大半個福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亦思巴奚軍內部的那兀納殺死阿迷里丁、排擠賽甫丁而奪權，開始了極其殘暴的統治。四年之后，那兀納最終被民族英雄陳友定所擊殺，而這一年，離元朝滅亡只剩下兩年。

經過亦思巴奚兵亂，泉州港一蹶不振，“東方第一大港”的榮光終于成為歷史。元朝依重的色目人用戰火毀了元朝最繁華的港口，而最終為泉州帶來和平的卻是漢族人，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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