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貿易赤字對日本的影響(日本經濟的崛起的原因？？？？)

使日本經濟在踏入新世紀之初，就碰上了一個十分晦暗的開端。2001年日本經濟進一步下滑對新世紀初期日本經濟前途來說，的確是個不祥之兆，這是因為即便是90年代這樣差的經濟表現，也是以付出累計達100萬億日元財政刺激的代價才換來的（否則其經濟表現可能更壞）；而當日本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債務增至666萬億日元即相當于GDP的大約130％時，日本幾乎已沒有繼續依靠財政刺激經濟的余地。因此，21世紀初期日本經濟前景確實是“見不到光明”。

不良債權問題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時，日本金融機構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解決不良債權問題。然而，在經濟長期蕭條、地價不斷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債權猶如割而又生的野草，總也未能連根鏟除。據統計，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國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約43．4萬億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約2萬億日元；同時，可能轉化為不良債權的“有問題債權”超過100萬億日元。

不良債權問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銀行借貸，銀行的借貸又導致企業籌資發生困難，從而抑制企業的設備投資，影響經濟景氣的恢復。這意味著銀行本應發揮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損害，致使社會的生產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動和有效的利用；同時國內外的投資家在股市上對銀行的不信任感也將加深，使銀行的經營更趨困難。從另一方面來看，經濟蕭條又在誘發新的不良債權產生，兩者之間形成一種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這是因為經濟越是蕭條，還不起債的企業就越是增加；股價地價繼續下降則導致作為擔保的土地等資產日益貶值，于是，潛在不良債權不斷增加并轉化為現實不良債權，對不良債權的處理（即出售作為擔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債）也因為土地等資產貶值而變得益發困難。

導致不良債權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企業的資本效率過低，不能還債。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看，對不良債權進行處理，就是首先將不良債權從資產負債表剝離出去，不再讓面向將來的經濟活動再同過去融資失敗的結果混同，切斷經濟蕭條誘發不良債權繼續產生的惡性循環。

現在，小泉政權已要求主要銀行將現有的不良債權在兩年內、將新發生的不良債權在3年內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對不良債權進行最終處理的要求。顯然，只有加快處理不良債權，減少不良債權，銀行才容易向有成長前途的企業提供資金，積極培育新的產業領域，從而使整個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得到提高。

但是，處理不良債權也必將帶來副作用，導致企業破產和失業的增加，甚至有觸發金融危機的危險。這就是說，處理不良債權是一項復雜而困難的“系統工程”，它既要促使銀行恢復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業提高其資本效率，還要構筑“安全網”來應付處理過程中難免出現的諸如失業增加等各種問題。看來，日本要走出“資產負債蕭條”的陰影，依然是任重道遠。

在建設工業化文明方面，二戰后的日本曾經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設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卻明顯落后了。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率方面，分別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據1999年統計數字）。這個“第2位與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滯后的現狀，反映了日本在運用工業化的成功基礎向信息化過渡方面，在運用既有的經濟技術實力來適應當今時代的革命性變化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體制上和戰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國、北歐乃至一些亞洲國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術，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創新”方面的落后。這就是，日本缺乏一種積極推進改革的動力、活力與戰略，來改革已有的適應工業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過“創造的破壞”來形成一套能適應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所說：“首先需要認識IT的出現對于日本來說的確是不利的。至少從保存日本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電腦與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可為各個分散的經濟主體獨立進行決策、相互進行信息交流提供極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個經濟主體獨立決策，而且彼此之間頻繁交換信息”為基本特征的市場經濟體系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過發展IT而獲得經濟的繁榮，90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擴張即是一個例證。然而，日本的所謂“市場經濟”卻在很多方面并不貫徹市場原理，存在著大量的非市場經濟因素，存在著很多與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著以“保護落后”為宗旨的各種過時管制。這種不貫徹市場原理的體制不僅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市場化發展潮流之間產生越來越尖銳的矛盾，也與正在興起的IT革命產生了日益尖銳的矛盾，成為束縛經濟繼續發展的枷鎖。

目前，日本政府盡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國家戰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決心要在IT領域“5年內趕超美國”；但是，這些戰略或法案仍未能觸及真正的體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今后的經濟大國將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結合的經濟大國，今后的發達國家將是“工業發達”與“信息發達”結合的國家。因此，日本能否適應信息化文明發展的要求，對其曾經適應工業化文明的經濟體制和結構實施動真格的改革和調整，是關系到日本能否在未來世界上維持其經濟大國和發達國家地位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對日本經濟和社會來說，低出生率和老齡化問題是個更本質的結構問題。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結構改革計劃和政策中，卻經常忽略這個觸及到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意識問題的改革課題。

人口結構老齡化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但是，日本的特點在于老齡化不僅速度很快，而且與“少子化”（嬰兒出生率低）同時進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只有1．35個，這種少子化趨勢仍在繼續；而美國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為2．019，幾乎等于人口置換水平。與日本社會迅速走向少子老齡化相比，美國以其相對高的出生率和相對高的移民數，仍將保持為一個比較年輕的國家。據推算，日本總人口將于2008年轉為減少，至本世紀中期將比現在減少14％；而工作年齡（15—64歲）人口現在已經在下降；0—4歲年齡組的人口比20—24歲的人口要少40％，這預示著再過20年日本教育體系將面臨學生數量劇減的問題，屆時年輕勞動力也將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在2005年超過20％，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將迅速下降。

勞動力人口減少將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趨于停滯甚至下降。有專家預計，日本勞動人口年均減少大約0．5％，即使勞動生產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長期的潛在增長率僅有1．0％。同時，隨著企業所需的年輕雇員的資源趨于減少，管理將變得更加缺少創新精神和闖勁，無疑也不利于保持生產與技術革新的活力，進而削弱整個企業的競爭力。技能工的老齡化還可能導致有用的傳統技術失傳。當然，少子老齡化不僅影響企業的活力，也會對保持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活力產生消極影響。

少子老齡化又是導致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老年人比例上升，養老金、醫療費等社會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項。據估算，如果不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將高達31％，相當于9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的兩倍。顯然，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勢在必行。然而，無論是改革養老金制度還是醫療費制度，都是觸及到廣大國民利益的重大問題，并且從根本上說不得不依靠增加稅收等來解決，這又會引起國民對少子老齡化將導致今后負擔加重的擔心，這種擔心已經對當前的民間消費產生了抑制作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國可以越來越自由地跨國移動，但各國對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卻實施著種種限制，這種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國移民來解決其年輕勞動力不足問題的日本表現得十分突出。作為一個近乎單民族國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開放度”遠遠低于美歐，在吸收國外移民問題上的意識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與民族主義思潮抬頭也有關系）。目前，日本總人口中外國人所占比例只有約1％，而德國和法國分別為9％和7％，至于美國，其90年代接納的新移民占發達國家接納新移民總數的將近一半。美歐的經驗表明，外來移民不僅可在供給方面作貢獻，而且也會產生新的需要，同時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輕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較高），移民所帶來的不同文化還是增加社會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關移民問題不僅尚未形成社會共識，而且持保守意見的占上風，因此很難寄希望于從國外大量引進勞動力和人才。

現在日本人較多談論的是如何通過吸收高齡者和女性加入勞動者隊伍，來解決其總體上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但這種方法的效果將是有限的，特別是年輕人的活力終究是一種“不可代替的資源”。也有人提出應當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為緊急課題，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經達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會，為鼓勵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質刺激”的辦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的蕭條是多種因素重疊的“復合蕭條”。因此，僅僅依靠單項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這種蕭條的；日本的反蕭條政策必須是既包括景氣對策又包括改革對策，既包括經濟對策又包括政治對策，既包括對內政策又包括對外政策的“一攬子對策”。而制定并實施這種“一攬子對策”的政治力量，將可能需要經過一個曲折的政治分化與重組的過程才能形成

《廣場協議》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影響有多大？

使得日本的經濟出現了很大的危機。日本經濟在此之前經歷了很大的繁榮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繁榮都是虛假的繁榮有著很大的泡沫這個協議的簽署使得房地產業一蹶不振出現了經濟危機。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在日元的快速升值，和房地產的泡沫化解。

廣場協議之后，日本政府開始實行匯率市場化，日元匯率基本上隨市場供求關系波動。從市場原則來說，匯率市場化讓日元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是對原來非市場狀況的糾正，本身具有合理性。美國確實有部分企業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時候通過資本市場操作，獲取了巨額利潤。不過，這是企業行為，不是政府行為。

而且，有獲利也有虧損，也有部分美國企業投資失敗。當然美國企業能夠如此操作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泡沫經濟時期的資產價格存在嚴重的偏離，同一時期德國實行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政策，高利率必然會壓低資產價格。因此在德國金融市場上不存在這種操作空間。所以歸根結底是日本當時的泡沫經濟的問題，不能把責任歸結到美國人的政治打壓。

隨著美元的升值制造出了經濟繁榮的假象。房地產的泡沫越來越大在數據上看日本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但是當房地產的泡沫破了以后大量的資產被拋售民眾手中的資產縮水，此后日本的經濟開始停滯不前。

日本經濟的崛起的原因？？？？

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實現經濟騰飛，迅速崛起而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日本的企業文化。

日本企業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團隊合作精神與創新精神。其團隊合作精神所凝聚則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發展的外部自然環境中，把個人融入團體，憑借團體的智慧和力量來贏得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所以，團結、協作、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甘愿為團隊、民族、國家不計個人得失，勇于奉獻和勇于犧牲，就是以民族精神為主導的企業精神。其創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機的憂患意識，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別善于學習和借鑒其它民族的成功經驗，吸收各民族之長，以創新求求生存，從而建立了日本的“多元合金文化”。這樣的創新體現在管理上，將企業主的利益與雇傭者的利益統一起來，調動生產者（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勞資”雙方，共存共榮，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勞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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